1966年夏,“文革”风暴骤然而至。一天,我正在布置团里的大批判专栏,因对一篇批评一位知青的批判稿有不同意见,我与连队的指导员发生争执。我天真地以为,替那位知青说句公道话是我的责任,领导应该善于接受不同意见。岂知,我的行为激怒了这位领导。晚饭的时候,一百四十八张针对我的大字报已经贴在饭堂的墙上。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两条:一是我出身国民党反动军官家庭,恶习不改,顶撞领导;二是删改大字报,就是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满。一下子,我成了连队的反面典型。
随着“文革”的深入,由文斗上升为武斗。一天夜里,一群老职工包围了我们的住处,准备等我们睡着后突袭抓人。发现情况不妙,我连夜出逃,偷跑回家。父亲听了我的讲述惊出一身冷汗,他坚决不让我再离开他回到那个是非之地,他想用自己的怀抱保护自己的女儿。父亲不知道,很快他就自身难保了。就在我接到通知、准备再次回到兵团参加“抓革命,促生产”的前两天,父亲出事了。那天深夜,我们在睡梦中被汽车的刹车声惊醒。打开门,三个身穿警服的彪形大汉一拥而入,向父亲亮出了“拘留证”。父亲并不惊慌,他尽量镇定地对眼泪汪汪的继母和吓傻了的我说:“你们放心吧!解放后我没做过什么坏事,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随后便被来人带出家门,走进了茫茫的黑夜。
那一夜我用被子蒙着头,痛哭不止。第二天,不甘心的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政协、当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甚至闯到了公安部。可是奔波了一天,也没有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一天后,带着担心和恐惧,我离开北京,返回宁夏。
原以为父女此生永别了。五年后,音信杳然的父亲突然被释放回来。在狱中,他被无穷无尽地审问,甚至拷打,让他交代某某是不是军统特务。但直到1972年出狱,他始终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罪名被捕的。
香港之行,见证赤子之心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我和父亲重新获得了新生。1979年春,父亲恢复了起义将领的名义。我和丈夫也按政策回到北京,各自被分配了工作。更令父亲欣慰的是,在台湾的三个儿女通过香港的母亲给他寄来了钱和信,表达了对他的思念之情。那年中秋,父亲对着明月长久伫立。“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在思念远在香港、台湾的母亲和姐弟们。那段时间,母亲也一再来信,邀请我和父亲到香港探亲。父亲何尝不想见离散多年的亲人?但他担心政府不会批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父女俩的“港澳通行证”很快就办妥了。父亲欣喜万分。
1980年年底,我和父亲开始香港之行。1981年1月6日,香港《新晚报》在头版头条用套红标题登出消息——《沈醉将军携女抵港小住,大陆以外子女前来团聚》。
与母亲见面那天,母亲一声“叔逸”,让父亲泪流满面。往日的恋情,今天的结局,令他们伤感无比。不日,姐姐也从台湾赶来,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亲人们纷纷劝说父亲和我留下来,不要再回大陆。父亲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说:“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不过,不回去可不行!共产党信任我,让我和你们的妹妹一起出来了,我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来。”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在香港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加上媒体对父亲香港行的关注,父亲一下子成了新闻人物,前来采访的记者和探望的友人络绎不绝。当父亲表示春节前就返回大陆时,很多人觉得父亲的行为不可思议。故旧和学生都劝他留下来享享清福。父亲对他们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新中国,我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道理。”
这期间,还有一些“特殊”的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希望父亲留下来的意愿。一天,父亲独自外出就餐,邂逅了一个他曾经的学生。这位焦姓学生一再提出,希望父亲能去台湾,安度晚年。他还表示,会为父亲安排在台湾的一切。父亲婉言谢绝了那人的“好意”。他知道,这个学生在台湾做统战工作,自己如果去了台湾,无疑证明了党和政府的战犯改造和统战政策的失败。
也有不友好的人质问他:“你不怕别人骂你叛党、叛国,向敌人投降吗?”遇到这样的情况,父亲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回击。
有一天上午,父亲刚送走了一拨客人,一位自称某报纸董事长秘书的梁小姐来访。之前,该报正准备刊登父亲写的《溥仪特赦之后》一文。她一来就拿出一张面额巨大的支票。父亲想,稿费会有那么多吗?梁小姐解释说支票是董事长送给父亲的,希望他能在报纸上发表一些骂共产党的文章。父亲一听断然拒绝。
父亲的态度换来的是:1月17日,《香港时报》发表了一篇以“一群热爱贵报的读者”的口吻写的文章——《戳穿沈某可耻目的》。父亲清楚,这是那些人对他的最后通牒,也是台湾方面准备对他采取行动的信号。于是,父亲决定尽快带我离开香港。离开之前,父亲还写好了驳斥《香港日报》那篇文章的谈话稿。不料22日清晨出现变故。
那天早餐前,父亲到九龙公园散步,正准备在长椅上坐下看报,一个中年男子上前很客气地说:“沈先生,我们组长想请您去谈谈。”父亲一见来者不善,并没有失态,而是镇定地把自己所住酒店的房间号给了来人。父亲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找上门的。但是,父亲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在那些人来之前,父亲和我已经登上了返程的列车。临走前,父亲给那些人写了几句话:“……喜未迷途,尚能知返。苦海无边,不敢再跳!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父亲的一生曲折坎坷,但他说:“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对得起祖宗。尽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