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人物周建平(2)

周建平回忆：1971年3月26日，我回上海，一是家属手术，本来以为是盲肠炎，但一打开，发现是子宫囊肿，手术做了8个小时。二是搬家，因为调离空4军后，“人走茶凉”，而且现在南京的形势也稳定一些了，我决定把家搬到南京去。我并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3月27日天很黑了，于新野来了，说过去大家对你有不少意见，（林）副部长知道了，他正在做工作。本来想先来看看你，但是不方便。准备同你谈谈，谈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把大家对你的意见都端出来，事情过去了，就不谈了。从于新野的谈话中，我认为林立果来上海是解决团结问题的。3月28日晚，王维国拉我去看林立果，江腾蛟也在座。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材料很多，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当然要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假如江政委被打倒，南空的状况就要大翻个儿，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以后那样的反复，甚至更加困难。江腾蛟说，我打成五一六，你周建平也不好过。至于1970年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那天晚上来电话叫周建平不要出去，要谈一谈，根本没说开会。到零时，周建平看还没有人来找，他就睡了。2时来人接他。因为路远，司机路又不熟，黑灯瞎火走错了。等周建平到时，已经凌晨3时多，江、陈、王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屋里烟气腾腾，陈励耘嘴里还含着一块糖。林立果说他有点事情回去一下，办完了再来，你们先谈谈情况吧。周建平介绍了南京军区空军贯彻空军为解决南空问题的学习班情况。那时南空“左派”乱抓人，吴法宪想办学习班压一压。谈完了林立果还没有回来，周建平又谈了南空党代会的筹备情况。空4军、空5军是重头，这两个军的代表团至关重要，如果他们的观点不一致，党代会肯定开不下去。周建平让陈励耘、王维国讲讲他们的意见。陈励耘讲了五点，大意是会议要高举团结的大旗，要讲民主，让大家把话讲完。《工作报告》要争取通过，上届党委书记仍然要选上，会议不能夭折等。王维国也表示了团结的愿望。

林立果回来已经快天亮了，劈头就问，你们在谈什么？江腾蛟说，谈南空党代会。我们谈完了，请副部长指示。林立果没头没脑简单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最后林立果说，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江腾蛟）商量。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当参谋，剩下的三个人谁也没说话。不要说周建平，就是王维国和陈励耘，也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讲同张春桥的斗争。

足足谈了三四个钟头吧，全谈开了，团结问题解决了，皆大欢喜。

早晨4时多吃饭，吃到6时多。

那天晚上，周建平不知道他们前面都讲了些什么，也始终没有听到“三国四方”会议这个词。直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学习班，才从专案组嘴里知道。至于“三国四方”会议的由来，有人在会后问起林立果，你们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会？林立果想了想，三国四方会议，周建平在南空，王维国在上海，陈励耘在杭州，加上老政委江腾蛟总负责。林立果在那天晚上并没有捅破“窗户纸”。周建平不知道他们前面都讲了些什么，也始终没有听到“三国四方”会议这个词。

但是，中央专案组硬说这个“聊一聊”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后的组织准备和分工。确实，这个“聊一聊”是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草稿出笼后几天召开的。但如果江腾蛟的话属实，他既没有参加也没有看到“五七一工程”。他都不知道，别人更不可能知道。当时毛泽东威信那么高，林立果怎么敢公开说谋害毛泽东呢？庐山会议后，林立果不可能挑明“五七一工程”。更何况“五七一工程”还只是个提纲，到最后，也没有形成文字的具体行动方案。

周建平简历：江苏省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常熟人民抗日自卫大队，曾任指导员，中队长，新四军6团3营连长，第一纵队1团3营教导员、营长，新四军第1师1旅作战科科长，特务3团参谋长，苏中军区作战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55团团长、旅参谋长，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参谋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部二部处长，军委防空军作战处处长、参谋长助理，空4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