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头,国民党溃逃到了台湾,新中国正式成立了。作为国民党官僚的家属,我们一家却并没有迎来曙光。而最操劳最辛苦的,就算是母亲了。没有了经济来源,还要照料四个孩子的读书、生活,和年迈的外婆,母亲真是绞尽了脑汁,才让这个家没有散掉。
印象中的母亲完全没有了官太太的模样,她忙里忙外,洗衣做饭,很快手就变得粗糙,脸也晒得黑红了。忙碌中的母亲依然从容不迫,没有做改变。她跑得最多的地方是寄卖店,把能卖的东西都换成粮食,让我们不至于饿死。
1951年秋,母亲再也找不出可以变卖的东西了,她就去当地小学教书,以领取每个月两担谷的俸禄。那时,母亲的娘家亲戚中,家家都很困难,母亲还主动供养外婆。每当舅舅姨妈家有了为难事,都问她伸手,母亲总是尽力帮助。在我由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过程中,母亲吃苦耐劳和善良仁爱的品性,给了我深远的影响。
《新婚姻法》颁布后,去台官僚的家属纷纷申请离婚,以示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在上级鼓励下,母亲也去办了离婚手续。1952年和1953年,父亲曾从香港两度来信,母亲怕惹事,影响我们的前途,每次都主动遵照组织上的规定,将信件上交了。然而,也因此与父亲断掉了联系,错失了以后一家团聚的机会。
1955年起,大陆刮起了和平解放台湾之风,省里派人到邵阳动员母亲与父亲复婚,说是为了和平解放台湾和促进父亲弃暗投明,于是母亲又奉命复婚。
那时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母亲心里经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想保护儿女们不受风雨的袭击,但她做不到;她盼望与分离多年的丈夫团聚,在不准通信消息被严密封锁的状况下,一切只能是幻想。母亲心里苦闷,有话也不能对子女讲,终于积劳成疾,于1961年因病辞世,年仅52岁。
此后,我们几姐弟的遭遇也历尽坎坷,该遭受的都遭受了,不该遭受的,也遭受了。好在经历了无数的锻炼和考验,我们几姐弟都顺利长大,自食其力,并有了自己的家庭,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工程师,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但还是经常会想起当年一家人生活的场景,和那童年的阳光。历经世事沧桑,眼见历史的进步,我渐渐理解了父亲当年内心的无奈和痛苦。他是一个想为国出力的军人,遗憾的是没有看清历史的潮流,最终导致了他个人命运的起落,给家庭带来痛苦。
在《潜伏》中,他被写成一个贪婪狡诈的国民党官员形象。每当想起他,我心中就五味杂陈,他是我的父亲,我没有选择,但他对我们姐弟的爱和训导,我永远怀念和尊敬!
退休后,我每年都要去一次福建,在海岸线遥望海峡的另一端,我常常泪流满面,在心头呼喊:“父亲啊,你在那边还好吗?”
吴景中去台湾以后,吴仲霞姐弟和母亲都经历了什么?父亲在香港等待了6年,至死也没有见上妻儿一面,其中辛酸谁人能知?敬请继续关注下期《独家揭秘〈潜伏〉中天津站站长原型的家庭悲欢——父亲去了台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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