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建筑大师 安藤忠雄：建筑大师如何自学成才？(2)

1964年，日本开放一般国外自由观光之后，没多久，我决定去欧洲。那时既没有旅游指南，亲友中也没有人有国外观光经验。出发当天我说：“也许就这样一去不回了。”然后与家人、好友和街坊邻居用水杯干杯。当年出国的心情，多半就是那种有去无回的茫然不安吧！

而且当时还是一美元换三百六十日元的时代。我二十四岁那年，正好是我的室内设计工作开始步上轨道，生活上也有了着落的时候。长期的欧洲旅游，意味着要中断这些工作，也意味着会耗尽我所有的积蓄。

但跟这些不安比起来，我对未知的欧洲的好奇心更强烈。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建筑的历史就是从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到近代的西欧建筑的历史。

从照片中看到的西欧建筑蕴涵着强劲的力量，这是讲究细节，强调与自然融合的日本建筑所没有的。我想到那个地方，亲眼确认那股强劲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我从横滨港搭船到纳霍德卡，转乘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从前，前川国男以巴黎的柯布西耶为目标而踏上旅途时，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线。

从莫斯科到芬兰、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再到西班牙，最后从南法的马赛搭MM线客货两用船绕经非洲的开普敦，再到马达加斯加、印度、菲律宾之后回国。这是一趟旅费六十万日元、为期七个月的旅程。

我第一脚踏上的欧洲土地属于芬兰。因为靠近北极，这里的气候非常严酷，是自然资源非常贫瘠的不毛之地。我5月抵达，正好是极昼期间，在没有日落之下，充分观赏了阿尔瓦?阿尔托、海基?西伦等北欧近代建筑家的作品。

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彻底排除了所有累赘，同时将美丽的光线与生活上的体贴等充沛的要素，融入简洁的建筑中。我被这可以洗涤心灵的空间深深地打动。这再次提醒了我“每个地区的生活空间都有其独特的个性”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实。

现在回想起来，很多感动的回忆都苏醒了过来。建于远古罗马时代的万神殿，是充满戏剧性的光之空间；希腊雅典卫城之丘的帕提农神庙，即使已成为废墟，仍被视为西欧建筑的原点而屹立不摇。

多数建于20世纪初期的建筑名作散见于各地，巴塞罗那的安东尼奥?高迪到近代仍持续不断兴建奇形怪状的建筑。在意大利则是从罗马到佛罗伦萨，依照创作年代的顺序，欣赏米开朗琪罗所有的建筑、画作与雕塑。眼中所见尽是新鲜事物，我在旅途期间不停地走着，就为了寻找更有趣的所在。

然后，我见到了连做梦都梦见过的勒?柯布西耶的建筑。从波瓦西之丘的萨瓦别墅系列住宅作品，到朗香圣母礼拜堂、拉图雷特修道院和马赛的集合住宅，我走访了所有找得到的柯布西耶的作品。

我在巴黎花了不少时间寻找柯布西耶的工作室，但与柯布西耶本人见面的这个愿望却终究没能实现。1965年8月27日，在我抵达巴黎前的几个星期，柯布西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次旅行虽然是以建筑行脚为目的，但我唯一的依靠是随身带着的几本近代建筑教科书而已，我带着这些书是想在途中有空读读。若事先能系统地学习历史，这趟旅程应该会更充实。

不过，在心灵最饥渴的时期，能够亲临当地，用自己的眼睛，亲眼看到建筑与风土所蕴涵的人文“世界”，应该是很好的收获吧！

即使是相同的知识，通过阅读抽象的词汇而获得，与在实际中亲身体验来理解，所获得的深度是完全不同的。初次的国外之旅，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与海平面。有了领悟地球风貌而得到的感动。

从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又称伯力）到莫斯科这段行驶在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一百五十个小时，沿途尽是绵延不断、一成不变的平原风景。还有航行在印度洋上时，体验到四面八方的空间全是一片汪洋。若是像现在搭乘飞机移动两地，已经无法亲身体验到地球风貌的感动了吧！

旅程最后行经印度，在散发着异样的气味和强烈的太阳光照射下，我看到人类的生死交错，受到的冲击足以使我改变整个人生观。在恒河中沐浴的人们身旁，火化的遗骸就这样顺水流过。这让我领悟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么的渺小。

究竟活在这世间的意义是什么呢？

当我把旅欧的决心告诉外婆的时候，她说：“钱不是拿来存的。钱善用在自己身上时才有价值。”这句有力的话语，让我带着无牵挂的心情出国。

此后，在成立事务所前的四年里，我只要存够了钱就会去旅行。正如外婆所言，二十几岁时旅游的记忆，成了我此后的人生中无可取代的财产。

◎ 20世纪60年代，二十几岁的青春 ◎

不仅限于建筑，在社会史的领域中，20世纪60年代被视为特别的十年而常被提及。实际上，我想再也没有那种激烈地撼动社会的时代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大众化社会的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复活，由保守党政府所领导的政界也开始安定下来。

职业运动比赛、周刊、休闲生活等词汇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但另一方面，表面的繁荣让人们忘了去发掘潜藏的问题，也削弱了对社会的抵抗能力。

反体制能量在这片欣欣向荣中被压抑着，在1960年安保改革时一下子爆发出来。当时我19岁，我也只是在大阪的老街夹缝中求生存、对政治毫无关心的年轻人之一，当我们看到电视播出的满眼尽是林立的红旗与人海包围国会的画面，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否定既成事物、反抗现在——在以安保改革斗争揭幕的60年代，渐渐朝经济大国前进的日本社会，确实出现过与主流抗衡、追求“活出自己的人生”的时代精神。

正值血气方刚的二十岁年纪、心灵始终渴望刺激的我，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常前往东京，兴致盎然地欣赏当时被称为前卫派年轻人的创作。例如，高松次郎、筱原有司男和寺山修司的天井栈敷剧团人士，唐十郎的红帐篷剧团人士，或是横尾忠则、田中一光等新进的平面造型设计者，摄影师筱山纪信。

他们经常流连于1955年增泽洵在新宿开的风月堂、赤阪的无限，还有新宿二丁目的沙龙酒吧CACADOR和乃木坂的Donald Judo等。我也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负责装潢CACADOR和 Donald Judo的仓俣史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