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祥：我理解的狂草(2)

　　首先要解决写什么字的问题。学什么贴，写什么字直接关系一个书家作品的品味。学书之初老师就告诉我们起手要高，颜真卿的《多宝塔》够高了吧？柳公权的《玄秘塔》够高了吧？甚至清末民国、当代书家的字帖我们都感到是高山仰止。初学阶段人人如此。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审美水平的提高，即使古人的碑帖我们也要有所选择了。拿草书来讲，自古至今的草书经典中，哪一个是难度系数最高的？哪一个是最高层面的？选哪个帖，临哪个帖，攻哪个帖，十年下来，其结果是不一样的。

　　此外，坚持写高品味的字，还有两点需要很好地把握：一是创新，我们不反对创新，但创新也要很好地把握，不然原来写晋唐经典提升的品味会很快丧失。现在仍然流行的一种观念，叫做以新为美。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美的，新的东西更不一定是高品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艺术没有新旧，只有高低。十年前所谓创新的东西现在看就落后了，一件作品的好坏只有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品评才是真正公正的。还有一点，创新还有一个条件问题，就是“知旧而新”。在书法的学习中，对古人的东西没有很深入的研究，“旧”的不知，何谓之新？也许我们所谓的“新”，早已是古人玩剩下的把戏，甚至古人早已用实践证明了那是一个迷人的死胡同。

　　二是个性。字怎么叫好？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思想的字才叫好。也就是说，传统的审美思想是中国书法审美的基础，或者说共性。我们的风格个性可以因时代而不同，可以因个人性情好恶而各异，但这个共性的基础不能丢。在我们的作品中，古人的东西要始终占有相当的比例。书法品评中常见一个至上褒扬的词叫“正大气象”。“正”是什么？正是正道，是普遍性、是共性。是千百年来主流的哲学思想和主流的审美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主流的艺术风格。没有普遍性的因素甚至普遍性的因素少了，也就是个性太强了，我们的艺术就会走向歧途，路也会越走越窄。

　　第二点要解决好作什么人的问题。狂草书家要作一个什么样的人？高尚、脱俗应该成为我们终身奋斗的目标。写什么样的字要靠人去选择，去扬弃。什么思想写什么字。人的思想境界上不去，审美水平不能提高，作品的品味是不可能上去的。很多有经验的前辈告诉我们，做书家不能光写字，还要多读书。读书和写字是什么关系？当然不可能读一本书书法水平就立即提高一大步。但读书能对人的思想能起到慢慢的浸透作用。通过读书我们可以开阔思想，增长知识，提高认识水平。

　　还有增长见识，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为什么还要行万里路呢？画家的成功讲究两点，一是临透了画谱，二是参透了自然。书家其实也是如此，特别是狂草书家，写的是大气象，大胸怀，表现的是无尽的变化，比的是四溢的才情。人有多少情就有多少才。情从何来？闭门造车是造不出情感来的。情来自于一个人丰富的实践，丰富的阅历和自然万物鲜活的碰撞。胸中没有丘壑，狂草之狂便没有了情感的源泉。作为狂草书家你可以不从政不经商，但思想上必须时刻站在时代的前沿；你可以在事业上没有王侯将相的轰轰烈烈，但阅历不可以不丰富；你可以没有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但不可以缺少大自然的滋养。实验室里的婴儿做不了狂草的书家。狂草是多情的，同时又是丰富和深刻的。

　　第三点是养身心。“魏晋风度”开始是针对人物来讲的。魏晋仕子非常注重举止风度和道德修养。晋人尚“清”，清高出尘。《世说新语》描写的“清谈”，就是通过品藻人物等手段论辩玄理，撇开俗物。对人物面貌风度、道德情操的要求直接影响到对书法的审美。魏晋书法的“魏晋风度”和魏晋人物的“魏晋风度”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之后的书家也莫不如此，唐人高适曾有诗赠张旭“世上漫相识，此翁殊不然。 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 白发老闲事，青云在目前。 床头一壶酒，能更几回眠。”从中就生动地记叙了张旭不同俗响的风度和超凡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