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更加客观坦诚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

毛泽东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毛泽东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 何叔衡 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这是上海中共“一大”会址（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中共建党９０周年·中国聚焦

中共更加客观坦诚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

新华网上海５月７日电(记者李云路　许晓青　蔡敏　沈洋)位于上海市区兴业路７６号的中共一大会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前夕进行例行维修。虽然那闻名的青砖黛瓦间杂红色西洋雕花的石库门房子几乎被一层层的脚手架包裹，但照常开放的纪念馆依然访客盈门。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迄今已有约１５００万人次前来参观。

９０年前，古老贫瘠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０多位平均年龄不到３０岁的共产党人代表全国５０多名中共党员在位于法租界的这所中西合璧建筑中，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如今，这些人均已离世，中共已经拥有党员近８０００万名。中共经过６０多年的执政，也已带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陈公博

正在上海留学的荷兰小伙弗·阿·克莱弗在中共一大会址的一幅照片前驻足良久，照片上这位长相英俊的男青年是当时参加中共一大的１３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克莱弗有些不解：“介绍上说他已经脱党，并被处死，为什么还被允许摆放在这里？”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１９２２年秋脱党，１９３８年投敌，充当汉奸。抗战胜利后以叛国罪被处死。”——陈公博的照片下印着这样的中英文说明。

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陈列了参加一大的全部１３名出席者的照片，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委派参加会议的包惠僧。

１３名出席者中，既有新中国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也有在红军长征时进行过分裂活动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张国焘；既有与毛泽东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董必武，也有因在抗日战争中充当汉奸而被处死或判无期徒刑的陈公博、周佛海。

仔细观看说明会发现，照片陈列顺序既非按职位高低，也非按姓氏笔画或拼音，而是根据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的时间先后，分别列出了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北京、广州、旅日早期组织的代表。

虽然参加一大的代表们最终选择的道路有别，担任的职务不同，最终的归宿相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但作为党的创建人，毕竟是一段客观的历史，所以中共对他们“一视同仁”地加以介绍，对他们在建党时期的活动和贡献给予肯定。

据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介绍，最初并非如此陈列。

１９５２年，一大会址纪念馆建成时，有关出席者的资料，只陈列了６名，后来曾增加到７位。把１３人全部陈列出来是在１９８６年。但照片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上也有所选择：毛泽东等前８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并排在最后。直到１９９９年新馆扩建，照片才一样大小，并按照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先后陈列。

“将包惠僧放在最后，因为他不是正式代表，而是陈独秀指定的出席者。”倪兴祥说。

自称是一大会址“守门人”的倪兴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２７年。“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晴雨表’，从１３名出席者在这里的‘命运变迁’，可以看出中共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他说。

普遍认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出席者陈列顺序的变化是中共坦诚开明的一个折射点。时隔８年多相继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称《党史》）第一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和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也以“成就讲够、错误讲透”的修史态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只有真实地呈现历史原貌，才能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骄说成功，不讳言失败，这是任何一个成熟开明的大党应有的风范。”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党史》两卷本“著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２００２年９月，《党史》第一卷出版之际正逢中共十六大召开。今年１月《党史》第二卷出版，迎来了中共成立９０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党史》两卷本既充分肯定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又客观分析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探索，“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这是撰写《党史》的根本目的。

翻开１７０多万字的《党史》两卷４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林彪……一些曾被“脸谱化的人物”，在这里得到了更加客观的评价。

曾参与《党史》第一卷编撰工作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对记者说：“比较典型的是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对这位在建党历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中共创始人，总体而言评价越来越客观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