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不仅充分肯定了陈独秀在建党时期的贡献,以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并指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固然是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共产国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已不再使用“投降主义”一词,而表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或者是“右倾错误”。
对王明的评价也如是。《党史》既指出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抗战时期的“右倾错误”,同时也对王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八一宣言”,以及他在东北抗日联军问题上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陈独秀、王明等的评价,是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在党内问题上的折射。随着中共建设思路的变化,对党内问题的看法当然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一个以抓经济建设,以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己任的政党,是能够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看待问题的。因此,只要对国家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无论后来有怎样的曲折变化,都会进行客观呈现。”戴焰军说。
这样的例子,在《党史》二卷本中多有枚举。比如关于林彪,《党史》既对林彪集团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进行彻底揭露,同时也肯定了他本人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
即使对蒋介石,《党史》在论述上也采取客观态度。在论及蒋介石与周恩来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庐山谈判”中,评述说: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合作、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对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党史》也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
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进行区别,也是书中比较新颖和客观的提法。《党史》第二卷分析说,“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及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建等领域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同时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不仅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若干重要成就:第一次成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首次进行地下核试验、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当然,这些成就都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取得成就应该更大。
事实上,尊重历史原貌,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要求。但因为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比如一段时间“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过去中共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存在不够全面和客观的地方。经过一定时期的沉淀,特别是中共自身思想路线的端正,对很多历史问题愈益采取开明坦诚的态度,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李东朗说,中共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在其执政期间能够有这样的治史态度,恰恰体现了这个政党坦诚开放、成熟自信的风范,以及一切为了人民利益的建党宗旨。
来自河南安阳滑县的农民工严东月,和已经移民西班牙的杭州人王彩玲,久久凝视着正在整修的一大会址。严东月所在的施工队正在一大会址对面搭建一个大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举行建党90周年的“红歌会”;而王彩玲服务的西班牙餐厅“庄源”也因毗邻一大会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让她的生意十分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