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美]海伦·聂尔宁)【摘要 书评 试读】(2)

叁　斯科特——众人的楷模
一九二二年，斯科特为《纽约号声》这一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为某个理想而生活必须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理想与具体实践的距离越远，你所付出的代价也越大。……如果你的理想是追求真理、追求一种积极思考问题、时时处处讲真话的生存方式的话，那么，你就得以牺牲你的衣食住行为代价。”
斯科特在另一期《纽约号声》的文章中写道：“独居一处的隐土们并没有必要像殉难者那样离开这个世界；隐居者是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做出选择——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高速公路，在那条路上付马路钱。”
在斯科特的文件箱里，我找到了一张卡片，上面写道：“大多数人都显得谨小慎微，犹豫不决，并主张维持现状，他们经常反对创造，反对改革，而那些勇于改革、不墨守成规的人必然也成了少数派。他们总是成为被众人反对、嘲笑、甚至仇恨的对象。这就是那些少数人为达到忘我境界，为获得创造性的思维与行动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梵高（Vincent Van Gogh）在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中指出：“多少年来我一直失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比那些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具有更多的想法。”
斯科特十分明白他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他对自己失去当教师的机会感到万分遗憾——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与学生们面对面促膝谈心的机会、失去了指导他们的思想与方向的机会。对那些偶尔相遇在演讲中的听众们，无疑满足了他这方面的愿望。加拿大的一位教育学家David Suzuki在他一九八七年的《变形记》一书中写道：“在宽敞的演讲大厅里演说乃是逢场作戏，而不是交换思想。演讲者与听众之间不可能形成一种畅所欲言的场面……交换思想、公开的讨论以及容忍对方的意见乃是大学生活的根本。开设一门大学课程不仅仅只是为了传播知识与接受知识；它更表现了教师的个性；表现了教师学术研究与反思的精华。任何一次课堂教学都是一次思想的交锋，是老师赠给学生的一份礼物。”
斯科特始终希望能过上一种富有献身精神和责任心，热衷为社会服务的生活，而不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生活，因此，他并不对自己遭排斥与被开除的命运而担扰。当伯里克利（Pericles）知道他们的军队在温泉关（Thermopylae）失败后，有人问他，“你怎么听到这一失败的消息一点儿也不悲伤？你怎么可以如此无动于衷？”

前言/序言

聂尔宁近作《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
傅伟勋
黑泽明电影的男主角渡边能在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自我肯定了“生活下去”本身就是“意义”，不过他罹患绝症的时候正是中年，还有生活下去的意义存在，但他却不见得能够了解，已达90以上高龄，且身心皆已衰退到“日没”状态的老年人，想要自行了断以告别人生的自然心情。尤其是具有知性或艺术的创造力，且曾为人类社会奉献过自己才能与精力的“日没”状态的老年人，更有这种自然心情。如果黑泽明也想过这一异乎中年绝症患者的生死问题，而另外制作一个姐妹片，他会导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在海伦?聂尔宁（Helen Nearing）1992年出版的新著《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Loving and Leaving the Good Life）中可以发现足以令我们关注反思的一个结论。
本书作者1993年已是89岁，她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叙述了她与比她年长21岁的丈夫斯科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所过的半个世纪以上“挚爱美好人生”的恩爱生活，叙述重点尤其摆在1983年斯科特过百岁诞辰时（她旁助）他自行了断的生死因缘。此书出版前后皆获极高评价，比如库布勒?罗斯（E. Kubler-Ross）医师就说：“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作者所写过最美丽的爱的故事之一，写她很有原则、不苟同、有知性而又激进的丈夫，如何实践自己所提倡的道理，如何为千万人示范。”玛丽?萨顿（Mary Sarton）也说：“斯科特死后的海伦?聂尔宁，仍有那么非凡的能力，去实现她的生活艺术。她应付自己的死亡问题与老年生活，是多么深刻而富于创造性!”本书封面也特别介绍说，这是一位独立而有信念与才赋的女性作者的自我画像，也是一本很雄辩地谈到老龄化生活与心平气和而有控制地面对死亡的书。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参与爱（的生活）并深爱他人，就是最大的人生报酬。爱心的表现似无止境。挚爱与告别都是生活的要素。”
1904年海伦?聂尔宁生在美国东海岸新泽西州一家相当富有且有自由开放气氛的书香门第。父母都参加全球性组织——通神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这并不属于特定宗教，而是一种普遍性意义的友爱组织，无有种族、肤色、阶段、男女、教条的分别，且吸收各大世界宗教的优点，以便探索更高一层的真理或精神性、宗教性。海伦自幼即有音乐天才，善于演奏提琴，17岁时她与母亲乘船到母亲出生地荷兰，准备开始进一步的提琴演奏训练。母亲带她去巴黎参加国际通神学会会议时，她遇到主讲人之一——来自印度的年轻宗教导师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堕入情网的结果，她放弃了提琴演奏的生涯，因克里希那穆提的影响，决意追求宗教性或高度精神性境界的生活，如此陪他周游印度、澳洲、奥地利、意大利等地。但是他们之间的罗曼史只维持了两年半左右，即告仳离，从此毕生未再谋面。克里希那穆提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宗教哲学家，大本营设在加州，著有不少极有影响力的英文书，《大英百科全书》便有专栏介绍他。海伦自称，受过他在宗教探索方面的熏陶，对她灵性的深化与宗教情操的开扩颇有帮助，但又认为他为人自私，自作尊贵，在实际作为方面格格不入，两人的仳离对她来说，只有好处。
海伦在17岁未去欧洲之时，她的老师带她去斯科特?聂尔宁家参加一个成年人的聚会，这是两人的初见机缘。她与克里希那穆提分离之后，回到新泽西州自家，24岁时她父亲邀请了斯科特，来附近的唯一神教教会组织演讲。之后斯科特问她，愿否与他去纽约州乡间一带共赏秋天的落叶。就在这次机缘中海伦爱上了他。海伦发现他很慈善、坦率、幽默、调和、诚挚，且极有理智，也像她一样，只吃素菜，不沾肉类。他对她说，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也厌恶对于其他动物的杀害。海伦在书中说，这是她整个人生旅程的转折点，第二次见到他，她就完全相信，他是值得信任而可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的男性。
斯科特原系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经济学年轻教授，1915年（32岁）由于他极力主张废除童工，大学董事会认为他言论太过激进，把他开除。幸好翌年俄亥俄州的托利多大学聘请他做文理学院院长，兼任政治学科教授。他只上任一年，又因极力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惹火了托利多一带爱国主义者，又被大学开除。这时他才35岁左右，自此他与美国大学学院绝缘，只靠写作、演讲之类勉强维持生活，又与原任妻子仳离，完全孑然一身。就在斯科特的人生最低潮时期，海伦看上了他，爱上了他。
斯科特与海伦的背景、性格、特长等等大有不同。他是纯粹理智型，具有各种学问的专业训练，又博又精，并不热衷于音乐之类；她则自幼善于幻想，没有受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喜好音乐之类。但海伦引一本《婚姻的画像》（Portrait of a Marriage）中的一句话：“男女结婚，应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面——相辅相成的两面。”他们虽各成一面，但宇宙观与人生观则能一致，共同分享。因此，两人在1932年放弃了纽约市的繁闹生活，宁愿搬到佛蒙特州穷苦偏僻的小乡下，建造自己小规模的农家式住宅，开始了后来成为传说的田园生活。他们在这里的20年生活，都叙述在他们合著的畅销书《度过美好人生》（Living the Good Life，1954年）里。此书曾被誉为“二十世纪的《瓦尔登湖》（Walden）”；《瓦尔登湖》就是19世纪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梭罗（Thoreau）脍炙人口的一代名著，叙述梭罗“回归自然”的乡间生活。
1953年由于他们居住的那一带将发展成为商业性的滑雪地区，为了避免喧闹，他们决定搬到更远的美国最东北角缅因州去，就在那里重新建造类似的农家式住宅。在六十年代（斯科特已是80余岁，海伦也过了60岁），他们又另盖一个全新的石屋，面临海湾。就在这里他们继续着费力的农家劳作，与读书写作之类的知性工作，也常旅行到世界各国，宣扬世界和平与社会正义，而在自家每年也差不多接待2000人左右的访客。
他们的农家式田园生活与著作逐渐出名之后，聂尔宁夫妇就常收到来自各地的书信，问他们许多问题。比如有人向他们问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问题。他们回答说：“老龄化就是在大地与死亡之间的人生之轮上面走下坡，有好处，也有精力减退的不利之处。如印度传统所承认的，人生有年少、管家、哲人、隐遁者等阶段。年少时期要学如何生活：人在壮年时期是世俗世间的活动者，养家管家之外还有社会责任；最后阶段，人就可以隐遁起来，毫无牵挂执着，专心于抽象的思维与沉思冥想。为了保持健康，我们的食物极其简单，要新鲜干净的，不要经过任何加工。这对你的消化与健康最有好处。”两位颇负声望的哲人，针对长寿而幸福的人生有同样的想法。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说：“要有怎样的生活，端看肠胃的活动情形如何。”罗素也在自传里说：“我的幸福，要归功于每日照常有两次的通便，清清肠胃。”我们还可以加上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的名言：“你如健康，多半就会幸福；你如兼有健康与幸福，就等于具有你需要的财富，即使你不需要它。”为了健康与长寿，我们的日常操作包括：积极乐观的思考，善良之心，户外体操与深呼吸，不吸烟，不喝酒，不吸毒，不饮茶或咖啡，简素的食物如吃素、无糖无盐又少肥、55％不炒不煮等等。避免医药、医生以及医院。
这对夫妻确实做到了他们所思所信，不但保持了健康与长寿，又分享了自然而然有如世外桃源的幸福生活，且未曾吃过药物、看过医生、去过医院。难怪世界各地有那么多人经常访问他们，或写信给他们，探问健康、长寿、幸福的生活之道。
他们对于处己处世之道，也有一些有益的忠告，如：不论发生什么，尽力而为（有如儒家所云“尽人事以俟天命”）；别找自己麻烦；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过简素的生活；每天接触自然；多从事劳作（如散步、园艺工作等）；过一天算一天而不忧虑；每天找人分享甘苦，如果单身，可用写信方式，或送人东西，或帮助别人做点事等等；抽点时间观察人生与世界，在生活里寻找幽默；在万物之中观察宇宙的生命；要对其他动物慈善而爱护。
有人问过聂尔宁夫妇，为什么在他们的著作里不提宗教，有人甚至要影响他们信教，有人还特别问他们相不相信上帝。斯科特在1980年（这时他已97岁）对于一个好问者置答说：“在讨论不信上帝的问题时，问者需要先界定一下‘上帝’的涵义。因此，我得先问，你所说的上帝指谓什么？”他在第二次的回答说：“谢谢你给的‘上帝’涵义，即‘结合我们一切的（宇宙）活力精神’（the energy spirit that connects us all）。我接受此一定义，不过要去掉‘我们’（us），改为‘结合一切（万物）的（宇宙）活力精神’。我如此建议，乃是因为你给的定义只涉及人类；除去‘我们’，就可以包括动物、花草树木、岩石以及其他所有万物。我相信原本的宇宙，包括宇宙的一切方面。我也相信每时每日宇宙总在变化，因此就有始终变化着的总体一切（an ever-changing All）。据此我们可下更简短的上帝定义，即‘总体一切就是’（All that is），这使上帝与存在的总体本质上具有同义。”
海伦补充说：“何必使用‘上帝’一词?我俩罕用此词。我们使用‘一切存在’（the All-Being）或‘伟大的全体’（the Great Entirety）等词语，不就可以了解吗？也许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利斯说得最好：‘上帝的性质乃是一种圆圈循环，到处都是中心，周边并不存在。’”由是可见，聂尔宁夫妇完全超越制度化的宗教观点，相信的是一切存在及其变化的宇宙真相，于此肯认一种类似泛神论的宗教性或道家自然无为的高度精神性。
聂尔宁夫妇一直对于生死问题表示关注，尤其斯科特过了90岁之后，更是如此，他们共同阅读大量有关死亡的著述，分享死亡学的知识。他们相信生命与意识采取某些形式继续存在。他们觉得死亡只是一种过渡，不是生命的终结，它是两个生命领域之间的出口与入口。
他们相信并急切等待死亡之后更多的机会机遇。海伦说：“我们在何时何地死去，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付死亡。我们知道死会来临，我们等待着它。斯科特想在他的精力全失之前，告别人生。他想依照他的自由意志有意识地告别——这是一种死的自我抉择，是与生死转变的历程合作。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死亡体验被抑压。他有意学习实践自动而简易的让身体脱落的技巧。他曾学到了如何生活，现在又学到了如何死去。老子说：‘让生命成熟，然后让它落下。’（Let life ripen and then let it fall）。（注：我查《老子》原文，找不出与此引句相配合的句子。）斯科特的生命已成熟到顶，他已有准备让它离开。……当他年届96岁时，我发现他的精力已在减消。”
斯科特夫妇在1952年搬到缅因州之后不久，即准备好了他死时的火葬事宜等等。斯科特在1963年写下备忘录给海伦如下：“一旦我生病不起，我希望死亡过程很自然，因此我不去医院，而要留在家里；我不要医生管我；快死之时我宁在户外，而不在屋顶之下；我想以绝食方式死去，如果可能，也停止饮料。死亡过程当中我要保持意识活动，因此不用止痛药、麻醉药之类。死亡来临之时，我宁尽快死去，因此我不要打强身针、心脏兴奋剂、强迫饮食、氧气供给、输血之类；我不要大家悲哀沉痛，我要在我床边的人们保持安静与尊严，表现出了解与欢乐之心，心平气和地分享死亡体验；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情生活，我也一样会愉快而带有希望地离去。死是一种过渡或觉醒；无论如何，像其他生命历程的各种层面一样，我们应该照样欢迎死亡。关于葬事等等事宜，我要朋友把我的尸体放在简素的木箱中，给我穿上我的平常工作服，不要在木箱中加什么香料装饰。把我的尸体运到缅因州火葬中心予以火葬；我不要葬礼之类，也决不欢迎宣教师、牧师或宗教专业人士参加主持；火葬之后，我要海伦或哪位友人把我骨灰撒在我家树下。我很清醒地做以上要求，希望大家千万尊重我的要求。”
将过百岁诞辰的一个月前，斯科特对在座的一些友朋宣布：“我想我不再吃东西了。”从那一时刻开始，他真正绝食，只喝饮料。他有计划地选择，告别他那美好人生的时间与方式。海伦对此下了注脚说：“绝食而死，并不是狂暴极端的自杀方式；它是一种缓慢而柔和的精力消减，是一种心平气和的自愿告别办法。”
海伦同意照斯科特的意思去做，有一个月左右只帮他喝各种水果饮料。之后斯科特只要喝水，这样仍不生病，可以很清醒地谈天，但精力已快消失。百岁诞辰过后约半个月，即1983年8月24日斯科特死去的那一天早上，海伦在旁为他吟诵印地安人小调：“像树那样高踏行走；像山那样活得强壮；像春风那样柔和；在你心中保持夏天的温暖，伟大的（宇宙）精神也与你常在一起。”她又低声对他说道：“就这样让你身体告别吧。与潮水一起走吧，与它一起去流吧。你已过了美好的人生。你已尽了你的一切分内事。走进新的人生吧，走入光明吧。爱与你一起走去。这里一切都好。”缓慢地、逐渐地，斯科特的呼吸终于停顿，身体终于离脱，他终于告别且自由，有如树上枯叶落地一般。他呼吸最后的一口气时说了半句“一切……好”（All...right）。
海伦叙述斯科特死后自己的生活感触说，半个世纪以上的爱情仍然继续存在于心：她相信死后之爱，也相信死后生活。她想望自己不久就会面临的死亡，是一种肉体生命的解放，她会与宇宙“总体”合而为一，不会再是孤独的存在。出版本书时已过85岁的海伦，也开始对于死亡常作反思，认为“没有死亡的人生是不能忍受的。死亡让我们轻松，它是一天的结束，是肉体生命的一个休假，是新的转折点。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夜晚就用来睡眠的祝福；死亡很可能是更大的一天的开端。”
斯科特死后，海伦拟了给他的最后一封书信如下（她说将放在天上的信箱里）：“亲爱的斯科特，我们厮守了50年，互相深爱，互为同志。我俩的情趣、目标与行动相符一致。你的知性与训练远超过我；你的技能更是发展；你的经验更加广大。但我们却相遇了，在了解与合作的地面上一起工作，提高我那微小的能力。在某些微妙处我们似乎相等，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体。谢谢你，永远祝福你。”
从斯科特自我选择死亡而绝食的经验，海伦学到了“死亡的尊严”意义。她说：“我现在知道了，当我们选择告别的时候，我们能够随时告别，心平气和地、安静地、带有尊严地死去。像斯科特一样，我们也能绝食。如果死是我们的目标，那么食物就只变成毒素，只是绑住我们身体的诱饵而已。死并不是生命冒险活动的结束，而不过是身体的终结而已。”
斯科特?聂尔宁已达百岁的死亡选择，对于绝对反对自杀论者，是个挑战。在传统社会，由于制度宗教（如天主教会）或社会观念禁止自杀，很少人敢正面提出单独的实存有自由选择死亡亦即自杀的权利的理论。在多元开放的现代社会，情况大大不同，传统的种种禁忌一一被现代人破除，但单独的实存是否有自由选择死亡的权利，仍是相当棘手的问题，以美国来说，还未建立一种共识。海伦?聂尔宁的《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这一本书，应可引起更多人对此问题的关注反思，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形成共识，大家同意斯科特的死亡选择，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一本书所描叙的老年夫妻之间的恩爱与相互关照，当然也会引起大家的同感共鸣，深刻地了解到人与人之间的爱的关怀关照，乃是构成死亡的尊严品质的另一重要条件。
聂尔宁夫妇在书中提出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似有神秘主义、泛神论、印度宗教（如转生）的影响，也相当契接中国一元的阴阳宇宙论，尤其老庄的道家思想。当然，他们的“死亡”看法，也不过是种种同时看法之一而已。无论如何，他们到了“日近黄昏”的时期，对于死亡问题时时反思的一点，足以例证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及其精神超克，必须涉及宗教性或高度精神性的探索课题。也就是说，死亡学与临终精神医学的发展与深化，必须假定它们与哲学、宗教学的科际整合，才有成效。其中世界各大宗教传统对于死亡的看法，以及死亡超克方式，可以当做整个课题探讨的起点或基点，做为现代人，我们都应该具备起码的基本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