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泸州语文老师詹光伟患有“渐冻症”,在讲桌前教了21年书。他不敢想自己的将来,把更多的将来寄托在学生身上。
昨天是中秋节,詹光伟以前的学生来家中看望。他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只能让学生将他抱到轮椅上。
昨天,詹老师的学生帮他穿好鞋袜。
詹光伟,男,1972年生,1994年9月1日,詹光伟被分配至四川省泸州市第七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明天,他将度过自己第21个教师节。
从大学时起,詹光伟就被诊断为患有“运动神经元进行性肌肉萎缩症”,即俗称的“渐冻人”。
从可以行走到坐上轮椅,从独立板书到需要学生代劳,21年间,詹光伟可以勉强支配的惟有左臂。
教育的宗旨是人,是生命的活力和充盈,而如果分数成为一个孩子的全部,那是作践青春;如果分数成为我们的全部,那就是浪费生命。
——出自“渐冻人”教师詹光伟日记
学校坐落在半山腰,穿过校园右侧拱门,是个几十平方米的庭院,一棵叫不出名字的老树守在庭院一角。
42岁的语文教师詹光伟总会坐在树下,或许庭院太小,他会感觉老树繁茂浓郁,荫蔽大半阳光。
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
有时会期待离开校园多年的学生走进院子,尽管他不能迎来送往。
22岁执起教鞭时,詹光伟就明白,“渐冻症”让他的人生长度被牢牢限定。
那时起,他就把教书看成自己能留给世界的一切,“人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二十年后才不会后悔”。
20年后,他已不能动了。
“只要我还能说话,就不想离开讲台。”詹光伟说。
无力的爆发
9月5日,泸州七中一楼,一个男中音的讲课声传出教室窗外。
这是一堂《陈涉世家》的讲解课。念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他连说两遍,左臂上下挥舞,扫视眼前的面孔和书本,发出有些沙哑的爆破音。
这声音,即使站在教室最后的角落,也觉得震耳。
除了声音和手臂,语文老师詹光伟几乎没有别的驱动力,他是一位“渐冻人”。
“运动神经元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二十几年前在川师大读书期间,詹光伟被确诊为“渐冻症”。腿脚、腰腹、右臂,禁锢随后蔓延至整个躯体。
即便是这样,很多学生还是把目光锁定在他仅仅能动的左臂,学生们说,上课时的詹老师有“霸气”。
“霸气”,是对课堂的控制力和内容的吸引力,课前,詹老师嘴里很小的一声“上课”,就会使整个教室变得安静;“即使没有陈胜,还会出现王胜、李胜,最后我们还有齐天大圣。”这更像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讲,詹光伟喜欢用排比句,多年重复的每句话的重音,传递一种节奏感。
下了课的詹光伟,会进入到另一种状态。
他会被学生们从讲台上抱下来,一人抬腿,两人架着上半身,放进轮椅。
这点,学生杨家豪体会最深,很多时候,他会推着轮椅把老师送回宿舍,他会注意詹光伟的眼神,只要得到特别的示意,就会到洗漱间取出尿壶走进卧室,放到老师面前,拉上窗帘,关上门。
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常看见詹光伟独自在大树下闭着眼,遇到打招呼的孩子,他通常以微笑取代说话。张口的他,声音低得几乎难以听清,“对不起,我太累了。”
学生们觉得,詹老师就像一块电池,把所有积蓄的能量,全释放在每周十六节的课堂上。“课后的那种微笑,虚弱得让人心疼。”
教鞭、拐杖、轮椅
学校对詹光伟有特殊照顾,他所带的班级,教室全被安排在一楼;他的教工宿舍离教室不足百米。
在这所初中,职业生涯以三年为期循环着,詹光伟教过的学生,迄今已有1200多人。
课桌变旧了,校园里那棵老树变矮了,长大了的学生们,在詹光伟这两个最长待的地方,见证着詹光伟的变化。
毕业快20年的徐洁还记得语文老师职业生涯的第一节课。
“一个走路有些摇晃的年轻人,默默把帆布包放在讲台上,大家还以为他是新同学。”直到他开口说“上课”,徐洁才知道他是语文老师。
那时的“小詹”只有22岁,课堂上中气十足,肢体语言也特别丰富。
年轻气盛,小詹拿得最多的是教鞭,为了教学成绩,他还曾持着教鞭,体罚过学生。
学生们还不知道他的跛脚是渐冻症引起的。
步入而立之年的詹光伟,上课的脚步越来越慢了。周彦君遇见詹老师时,詹老师的教鞭已经替换成了拐杖。
他经常会拄着拐、扶着墙,一步步挪进教室。上课时,他会找来两个带扶手的凳子,架在腋下,撑在讲台前,然后借着凳子的支撑在班级里巡视一番。
慢慢地,课上的语文老师从站着变成了坐着。
2006年,坐着上课的詹光伟在转身写板书时,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周彦君意识到,詹老师有点力不从心了。
他无法独自行走了,学校安排了校工和学生负责接送,周彦君成了志愿者之一。
初中三年,他亲眼看着詹老师每况愈下:他的身体开始虚胖,从80多斤增长到130多斤。
詹光伟对自己的身体心灰意冷,甚至预感到了死亡,“这段时间病情愈发沉重,沉疴难回。”。
但周彦君感觉到,詹老师身上的有些东西始终没变,一位现在的学生说,“詹老师很严格”,他特意强调一下,“不是严厉,是严格”。
“我不愿意教出学霸”
在教书上,詹光伟变得不在意“分数”了。
在这所著名中学的历史上,詹光伟是学校第一个签下的应届大学生:此前的教师都是外聘的经验教师。
在身体能动的时候,詹光伟带的班,语文成绩几乎每次都是年级第一。不少家长找人托关系,也要把孩子调到詹老师的班里。
詹光伟说,多年来为了分数,他并不开心。“刻板的应试教育,让我觉得自己的事业被蒙上了层灰。”
“家长最关心什么?分数!分数怎么来?训练!大量的练题,管不了那么多合理与不合理,我很纠结,我不愿意他们都成为只会做题机器,这不是语文”。
去年冬天的一篇日记中,詹光伟再次反思应试教育,“我们总是致力于学生的整齐划一,使之成为听话的乖乖;我们总是执着于学生怎么考试,然后数着分数沾沾自喜”。
詹光伟害怕,怕会背离初心。
5年前,詹光伟放弃了对学生的“试题训练”,比如最喜欢的课文《孔乙己》,他不会照本宣科逐段讲解,而是找出《阿Q正传》让学生讨论:茶馆里嘲笑孔乙己的人,会不会就是阿Q呢?
一篇课文,詹光伟会从历史讲到现实,从文学讲到流行音乐,“真正的语文,应该让孩子们领略到文学之美,什么是文学之美?就是生命力之美”。
9月5日的课堂上,讲完陈胜起义后,他又“跑题”了,“李宗盛都唱《我是一只小小鸟》,汪峰也说要《飞得更高》,你们年轻人更要有梦想,有梦想就了不起”。
除了大脑,詹光伟丧失了自由,由此愈发感觉到生命可贵。
生存态度,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在课堂上,他用各种时机告诫学生, “要认真对待生命,不能浑浑噩噩”。
他在课堂上告诉大家,“你们喜欢打游戏,就好好打,打出名堂来,不要连打游戏都三心二意”。
时至今日,詹光伟坦言,自己班的考试成绩已“不复当年”。
他不会跟人过多地解释,宁愿把心迹袒露在日记里,“我不愿意教出学霸,我更在乎积极进取,不轻言放弃;我会苦口婆心,也会痛下杀手,对将来,我不想有愧”。
绝望与励志的矛盾体
“我会有将来吗?”詹光伟无数次问自己。
“如果我要喝水,人家把水杯放在桌子上,哪怕离我只剩一厘米,我就是碰不到,你能感受到那种无助吗?”詹光伟问新京报记者。
因为“冰桶挑战”,渐冻症逐渐被人们熟知。
“我知道冰桶挑战,我更能体会冰凉的感觉,那是一种由外及内的冷。”詹光伟说。
冰凉,成了詹光伟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感觉。
外面热闹的冰桶慈善,无法立刻惠及一个四川小城的普通教师。“这只是网络流行,冷下来就没人关心我们了。”詹光伟猜测。
每个月的医药费要两三千元,占了他工资的八九成。他担心自己瘫痪后没了收入来源,根本无力维持生活。
努力强迫自己不去想未来,只是感受与面对死亡的恐惧,“太快了”。
42岁的他至今孑然一身。
参加工作后,詹光伟曾遇到一个心爱的女孩,恋爱不久,他就选择了分手,怕自己的病给别人造成负担,“就这么单着吧”。
今年病重时,他又想起了那段难忘时光,“那时我正痴狂着我的痴狂,伤感着我的伤感,多年之后,爱与恨都已是往昔,深夜唯有铜漏滴水之声敲打着残破的岁月”。
现在,最让詹光伟痛苦的,是如何面对父母。
他明白,自己的人生不会沿着正常轨道走下去:成长、反哺。病情发展,让他回到了“初生儿”的状态,生活无法自理,需要父母时时照顾,他不想这样,却无法脱离。
焦虑,甚至绝望,他都写进日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