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韩石山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人物，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更无法解释，好些名人因多角婚恋而身败名裂，至少也是声名受损，独有徐志摩却是，每经过一次婚恋，增加人生的一重光彩。幼仪幼，林徽因，陆小曼，一个女人显示着他的一个优异的侧面。纵然是他遗弃了的女人，到老也还是深深地爱着他。他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晚年就说过：“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说不定我最爱他。”

一个著名的诗人，一个优秀的男人，这样理解徐志摩，还远远不够，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他的形象，比我们原来的了解，伟岸的多，也光辉的多。几乎可以说，毕其一生，他的志向和努力，都在改良中国的社会，尽快地走向民主，提高国民的素质，尽快地自尊自强。这一心志，在他最后一本诗集《猛虎集》的序里，说的很是透彻：“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Hamilton）。”——美国华盛顿时代的政治家，对美国的建国方略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也是该镇商会的会长。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该是联合本县乡绅，将拟定要经过桐乡县的沪杭铁路，拐了一个不小的弯儿，经过他的家乡硖石镇，为家乡人民谋了多少辈子的福祉（海宁县城后来迁到硖石镇），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镇的首富成为一县的首富。有人去浙江旅行，留心一下该会发现，这个弯儿，现在还在那儿硬硬地拐着。
改善投资环境，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这一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学校，不用说了。正常的念书之外，还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且看徐先生为儿子聘请的是什么样的课外老师。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其时郑孝胥还没有去东北当他的伪满州国总理，还在上海作寓公。此事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记载。上大学上了北京大学，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是因为预科乃清末编译馆的底子，更注重外语的运用。包括学法律而不学什么国学，都是为了尽快地放洋。果然预科毕业一年后，便赴美留学。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旋即渡海赴英，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习政治经济学。课余时间，还参加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

在英国两年，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正是这位狄更生先生，将他介绍进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且看他送给狄先生的礼品是什么，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诗别裁集》，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书虽凋蠹，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也就难怪，不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连王家学院的门房先生，多年后，都还记得那个和气而又阔绰的徐先生。再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位去英国留学的大陆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世纪以来，成年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很难融入欧美社会。当他对徐志摩的情况做过一番研究后，不得不修订自己的看法，说，就他所知，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的，弄个博士不是难事。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装，匆匆回国。他的这一轻率的行动，后来曾被他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岳霖，晚年人都糊涂了，还记得徐志摩离开伦敦时唱了两句唱词，前面一句他忘了，后面一句是：“销魂今日进燕京！”实际上前一句唱词是很好配的，“快马加鞭往前行，销魂今日进燕京”，如何？

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不世出的天才。

出国前已拜在梁启超门下，一九二二年十月，徐志摩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就踏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

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徐申如先生的长期投资，又来了一个丰厚的回报。如果说沪杭铁路拐的那个弯儿，只是造福桑梓，对邻县却有损害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回报，造福的乃是中化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一件一件的史实不必缕述，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怕是谁也不敢否认的事实。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一九二一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七月在东京成立，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成立之初，都起过相当的作用，文学研究会的广结人缘，创造社的骁勇善战，都是不可抹杀的功绩。然而，毕竟有着它们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文学研究会以国产作家学者为主，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难当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大任。创造社清一色的留日学生，人人英雄，个个好汉，只是气量狭窄，格局太小，难孚众望。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披，建树卓著的，还要数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
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等同儿戏。
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