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2)

真正显示它的社团的威力，还要等到一九二七年，我数成员聚集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积蓄力量。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
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大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最有名的该是“仇友赤白”、“闲话事件”两次大论战。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一九二七年七月，胡适离开北京，取道莫斯科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途中给一位朋友写了几封信，谈他对莫斯科的印象，对苏联教育的成就大加赞扬。这位朋友将胡适的信转给徐志摩，徐将两人的信件全部发表，加了长长的按语，对胡适的看法提出质疑与批驳。在徐志摩看来，胡适太天真了也太糊涂了，“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这不是等于说由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过渡到英国的工党，或是由列宁过渡到麦克唐诺尔德吗?”胡适所以会犯这样低级的判断错误，徐志摩的分析是，一是他过分注重实干精神，而不分是什么样的实干，再就是他这几年没有出过国，“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将近十年的中国人”。

和胡适相比，徐志摩毕竟是哥伦比亚政治学的硕士，且前一年趁赴欧之便，刚去苏联做过考察。而胡适，不光多年没有出过国，也没有经过政治学方面的专业训练。

一九二七年春天，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段，功绩卓著的文学团体，非上海的“新月派”莫属。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相继办起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
这一时期的新月派，与前些年徐志摩在北京成立的新月社的关系，梁实秋有不同的看法。梁先生认为，上海时期的新月派，与北京时期的新月社没有任何关系。想来这是因为，梁实秋回国迟，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而在上海时期，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不承认前后“新月”的关联，并不等于否认徐志摩的功绩。
这个刻薄的批评家，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可以说，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尤可骇怪的是，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梁实秋，不独梁实秋，还有叶公超、温源宁、杨振声，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不要忘了，现代文学诸名家中，梁实秋留美多年，专门研修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负。“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这是多高的评价！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爱怜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于潺湲室

韩石山,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