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黑洞里蕴藏的能量
《2666》这巨大小说的第一部，以四个不同国度的学者（文学评论家）为视角，他们像一种说不出的忧郁、迷惘、绝望中极微弱的一丝小火苗，卷入一个寻找谜一般的、从人世消失的小说家“阿琴波尔迪”之下落。透过三四手的传说，有人曾在墨西哥城见过阿琴波尔迪，而他最后留下的行踪讯息是将要飞往圣特莱莎这座城市。当然熟读这部小说的朋友都知道这四个文学评论者（应该说是那位谜般失踪的高个德国小说家阿琴波尔迪的铁粉）其中三位，真的展开一场“寻找阿琴波尔迪”之旅（真的疯狂度是80年代那些不择手段想把张爱玲从她隐没消失的美国公寓挖出来之人的一百倍吧）。他们飞到了“圣特莱莎”这座城市，且他们各自被困在这座城市“南方的忧郁”之中，当然最后一无所获。
而这本《<span>2666》中最为行内人惊佩骇异——其昆虫学式技艺展廊的第四部《罪行》，就是用一整大章节（其实是一本小书的篇幅）不带感情、纯粹档案纪录式地，用巨细靡遗、法医报告之冷酷笔法，写了两百具被连续杀人魔杀掉的女人尸体。她们大部分被奸杀，身份有女工、妓女、女侍应生、大学女生、小太妹……环绕着这些女尸——死者的琐碎细节，没有她们活着的故事，而是被“硬生生从卑微活着的工作、家庭或残缺的家庭、贫穷世界”被抠掉了、吹灭了，像虫蚁般无足轻重的名字，已被损坏的残骸（像CSI那样的美国凶案片视觉）。
那对大量死者持续、机械性的简单素描，奇异地形成两种关系小说“情节之上”的效果：一是一种譬如我们读像福楼拜、巴尔扎克乃至赫拉巴尔这些小说家作品的印象，一部墨西哥底层城市女性的生命史，悲惨、廉价、无罗曼史余裕、卑微地活着；也许因为大量，有某种错幻累积诸如读了塞拉的《蜂巢》（酒馆中来去只有一瞬印象，仅乎没有脸孔的酒客）、韦勒·贝克的《无爱繁殖》（那粒子态的单一个体只是福柯式的某一年代的社会学话语中的精微公式的反应），甚至《海上花》（那些19世纪上海长三书寓送往迎来的妓女嫖客间，刻意如白描的对白）……然后却渐渐浮现一种“推理期待的心理崩溃”，随着堆上纸页愈来愈多的女性死者和尸体，好像以不是追踪某一个心理变态却又狡猾难追缉的连续杀人魔“真相之翻牌”，那后头巨大的阴郁击倒了我们，终于发现那样的昆虫学式品相繁复的一枚一枚词条般“被虐杀的百科全书”恐怖，后面是近乎卡夫卡的土地测量员，那疲惫空洞的眼神——后面是怎样的被彻底毁灭的形上空无，使得这样重复的重复，再无法产生一种进入单一身世或心理学式的品鉴刺激，只剩下对“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文明”恐惧和悲悯。
这样的展开、撒开的“万花筒写轮眼”，不止在《2666》里，波拉尼奥之前的《荒野侦探》里，那无数“证人”的回忆、口述、破碎拼图但各自不可思议的脑中剧场、胡说八道、各自的“追忆似水年华”、各自的“地下室手记”……那已超过我们对一巨型小说所准备的“听故事额度”（无论读者的窥探位置是听哥们酒后胡说、听信徒告解的神父、听病人回忆童年阴影的心理医生、警探、狱卒、情人……最后一定会被那从地穴不断涌出、那么多各行各业、心灵愚智高低不一的故事繁花给击倒）。这样的小说家，面对世界所准备的“进入”，真的是像尸毗王割肉贸鸽，碎成片片洒向幅员那么大的地表。你不可思议他怎么可能认识那么多人？怎么换取他们的故事？或许他有这样的人类学家习惯，在长达十年二十年的流浪漂泊中，随身拿着笔记本，记下每个萍水相逢者酒馆胡吹感伤的自白？
不过这些将来有机会再说。回到《2666》第一部的《文学评论家》们——一种“20世纪文学核心的抵达之谜”，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谜一般自我放逐、匿踪、消失于“文学——研讨会——国际版权——出版营销操作”生态的大小说家，他们扮演了一出穿越文学行话、学术圈子老狗变不出新把戏的浮世绘、由无数小说繁花涌出的20世纪各种小说印象俯仰摭拾的存在问答机锋、疯人院、高级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之沙龙、男教授和他的女学生情妇、大出版社老板遗孀的豪华晚宴……种种20世纪末参与、出没于“文学”这既是失落贵族又像资本主义大游乐场渐渐失去公众意见领袖光环的各种人物场景……的侦探剧。这四个学者分别是法国人让·克劳德、西班牙人曼努埃尔、意大利人莫里尼，和一位英国美女教授丽兹。这一整部的“鲸鱼龙骨”即是：找寻那个消失的小说家，阿琴波尔迪。
在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这两个男人间，像共谋、哥们、情敌的，“中邪了一样”同时缠绻进两个不同的“存在的黑洞”。
一是“阿琴波尔迪”这个谜一般消失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他本人，甚至他消失前最后传说去往的那座城市）；一是同样和他们是“阿琴波尔迪铁粉”小组的丽兹，她那已超越女体色情的“美杜莎”式的，溺死他们、召唤他们动物性的欲望、恐惧、哀愁、说不出的空缺。
后者，波拉尼奥在第一部《文学评论家》的前段，就露了一手“两男一女性爱旋转门”戏法，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时光重叠但各自从自己的国家搭飞机（像绅士从夜暗后像爬防火梯那样偷偷摸摸）去丽兹的床上。他们是好哥们儿，有学问的文明人，却在一种名分不清的状况，互给对方戴绿帽。后来他们终于又以男性“友谊”的语境，在互相诚实的语言河流中，找到一种不伤害交情和义理的对话方式。这种“情夫与丈夫”（或倒过来）明知对方上了我最爱的女人，却期期艾艾、吞吞吐吐，在艰难的语言剥除或绕圈中，找到男性友情的音频定位。在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中，譬如品特的剧作《今之昔》；或格林的《爱情的尽头》；或井上靖的《冰壁》（他的其他许多小说特别爱处理这种第三者“情夫”躲在阴影里的嫉妒和悬空感）……都是一种难度极高的“搓洗这封闭聚场二男一女脸上变化的表情、阴阳闪躲的对话”展演。但波拉尼奥行云流水（还加上一个坐轮椅的意大利男人，所以是三男一女的多角关系的喜剧），只为了盘球带过中场，哦不，让他们在各自“明明上了丽兹的床，进入了丽兹的身体，却感到说不出的空无，和一种孩童般不理解之前的历史发生什么了的被遗弃感”——这里让我们想起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那个和最终遗弃他的典型西欧知识精英，进行了一整章“误解的词”的弗兰茨。他被那来自承袭了历史苦难恐怖之“第三世界”国家的女人深深迷惑，愈想往那迷雾核心里钻，却只能被瘫痪、遗弃在它弄不懂的空洞废墟——除了意大利人，其他这二男一女，如前所述的推理剧（启动一场“寻找小说家的三个角色”？），他们千里迢迢飞到墨西哥的圣特莱莎，他们像困在一做梦之人早已离场的（废弃游乐园？卡夫卡？）空洞梦境里茫然打转。
波拉尼奥这样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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