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六:戴立清

“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六:戴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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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中，戴立清是个重要人物。他出身临时工。靠造反起家，投靠王洪文。“四人帮”形成后，他成为“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党羽。他文化程度不高。却受“四人帮”的安排。在上海主管科技工作。他迫害知识分子。有一套独特手法。粉碎“四人帮”后，他参与策划叛。乱，最终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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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标准材料厂的临时工

戴立清原籍本不是上海，而是山东省郯城县人。1938年，戴立清就出生在该县，后来随父母迁居上海。同当时移民上海的许多劳动人民一样，戴家靠做工过着清贫的生活。由于家境不好，戴立清并没有受到过良好教育。新中国建立后，他读了几天书，也不多，但他也不算文盲，是能够读书看报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大巧若拙力搞建设。在那个年代，中国用工量急增，戴立清也被招到上海标准材料厂当工人。不过，他不是正式工，而是临时工。当年的临时工，付出的劳动不比正式工少，甚至还要多一些，但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不如正式工，这使戴立清感到不平等。这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的原因之一。

与那些业余时间只知道打牌、喝酒的临时工不同，戴立清平时爱看报纸，也读《毛泽东选集》。他很注意了解国家大事，了解政治情况，在该厂包括临时工和正式工在内的工人中，应该说，戴立清是有一定头脑的。他平时和工友相处，也很随和，有人遇到困难，他也愿意帮一把，因此，他在上海标准材料厂工人中的“人缘”算是很好的。

当一了“总司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早已经对自己和其他临时工待遇不满的戴立清，开始串连一些工人造反。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工人还是不敢参加造反活动的，但是，戴立清胆子大，有一种天地不怕的劲头。他自己率先给标准材料厂厂长和党委书记贴出大字报，还串连、鼓动其他工人给厂长和厂党委书记贴大字报。

当年，上海标准材料厂的工人写的大字报中，有的光讲工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受到的歧视，有的只是讲厂领导高高在上，不关心工人，有的则只是写上时兴的标语。戴立清写的大字报，与众不同。他在大字报中，既举出实例讲本厂工人、特别是临时工的实际处境，更联系当时的政治，使用他在报纸上看到的政治词汇，引用他在《毛泽东选集》里看到的一些话。而且，他联系政治，引用语录，都较有条理，一层层深入，显得有理有据。这样，他的大字报所起的煽动作用就更大。一些造反的工人看了他贴出的大字报，便主动找他联系。这样，在戴立清周围，很快便聚集了一批参加造反的工人。

在戴立清身边聚集的造反工人中，以临时工为主。这些临时工，平时看到自己劳动强度大，待遇却与正式工相比差得很远，有一肚子的情绪，在戴立清的鼓动下，他们的情绪更大了，并且“上升”到与“走资派”斗争的“高度”。戴立清拉起的造反组织后来在上海标准材料厂所以能够称雄一时，与这些临时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戴立清觉得，自己要造反，不能光是依靠临时工，还要与正式工建立联系。在这方面，他下了一番工夫。他主动接近一些造反的正式工，和他们讲临时工的困难，讲工人造反要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道理”。一开始，这些正式工看不起戴立清这个临时工，有的人甚至认为，厂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正式工的事，与你们临时工无关，你们干好活就是了，何必参与?但戴立清是能言善辩的人，他巧舌如簧，往往是几番说服，就使一些正式工对他另眼相看，愿意跟着他造反。这样，在戴立清的周围，又聚集了一批正式工。

戴立清比较有组织能力，他觉得，光是自己干，肯定不行，一定要组织起一个造反队伍。他对自己在厂里搞什么样的造反队伍，组织结构怎样，什么人是骨干，搞什么活动，提出什么样的口号等等，都进行了仔细盘算，之后即找几个和他联系紧密的人共同酝酿。经过一番活动，以戴立清为首的上海标准材料厂工人造反组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即建立起来了。

上海标准材料厂中，也有其他一些工人造反组织，戴立清对这些组织，又拉又打，不是吞并，就是压下去，最终，他为首的工人造反组织，成了该厂最大的组织。

戴立清觉得，光是自己厂里的工人造反组织单独活动，力量还是太小，也容易被其他更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吃掉，于是，他开始到同行业或者相近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中串连。那时，他下班后，连衣服也来不及换，常常带着一身油污，出现在其他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头目面前。他说话并不只有政治口号，而是较为平实。他把工人造反组织之间的共同利益，讲得很透彻，对工人造反组织面临的问题，今后的行动，分析得头头是道，因此，这些工厂的工人造反组织头目对他也很佩服。他很快就在这些工人造反组织中树立起了个人威信。到1966年底，戴立清已经串连起其他厂的许多工人造反组织，并与这些造反组织头目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更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戴立清和一些跟着他造反的骨干商议后，给这个组织取名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戴立清被推举为“总司令”。

制投靠王洪文

1966年11月5日，王洪文等一些工人造反组织头头，在有中央文革小组背景的“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帮助下，在上海愚园路召开“上海工人串连经验交流会”，6日，建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是上海较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王洪文等人酝酿建立该组织时，戴立清没有得到消息，因此，他没有参加这个工人造反组织的筹备和建立活动，自然也没有被选为“工总司”的头目。但是，戴立清很快就知道了“工总司”，也了解到了“工总司”的活动情况和影响。特别是“工总司”在建立不久即搞的几次大的活动，对他震动很大。他想，“工总司”敢于在安亭火车站卧轨拦车，敢于向上海市委“叫板”，并且和中央文革派来的张春桥直接对话，和他们签订了五条协议，真是了不起。他萌生了带“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参加“工总司”的念头。此时，王洪文也想进一步串连上海工人组织，壮大自己搞的“工总司”，于是，二人一拍即台，走到了一起。1967年初的一天，二人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了。戴立清和王洪文一见面，就很谈得来。戴立清很佩服王洪文的组织能力和“胆识”，而王洪文也对戴立清的组织、煽动能力高看一眼。在与王洪文见面后，戴立清立即找“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骨干商议，最后大家都同意并入“工总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