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上海党羽人生浮沉录之六:戴立清(3)

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一月夺权”后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由于毛泽东主席不同意用“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并且认为用革命委员会名称为好，“上海人民公社”旋即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酝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选时，王洪文极力推举戴立清。这样，戴立清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戴立清之所以能够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固然与王洪文的极力推荐有关，但也是当时许多因素所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戴立清以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功绩”而名声超过许多同期的造反派头目。他是最早起来造反的，他拉起的造反队伍也比较大，在跨行业串连这方面，他并不比王洪文逊色多少。他在组织能力方面也不比王洪文差，有一帮小兄弟聚集在他周围，形成了他固有的一种势力。第二个因素，戴立清有代表性，他是以临时工的身份造反的。当年，不光是在上海，在全国，临时工也是很多的。临时工的处境不如正式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起来时，许多临时工有趁此机会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的想法。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行动的。在上海，这种临时工参与造反的人也很多。张春桥在考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时，自然要考虑这个因素。有一定政治经验的张春桥当然知道，把戴立清拉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他来说，有很大好处，至少可以通过戴立清，拉拢众多临时工。第三个因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实际领导人，又有毛泽东夫人特殊身份的江青，曾对临时工有特别的“关心”。她在一次接见临时工造反团体时，竟然流着眼泪说：我要代表全国的临时工，向“走资派”进行“声讨”。在组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戴立清这个临时工造反派头目，自然进入了中央文革的视线，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是在中央文革小组一手操纵下产生的。除了以上三个因素外，不能不讲到戴立清的个人因素。戴立清这个人，虽然只是一个临时工，但他有一定政治头脑，脑筋反应也相当灵活，他看问题不同于其他一些工人之处是：每件事情，他都能从大的政治方面考虑，采取自己的行动。他的性格也不是狂躁、激烈的，不是一味地打打杀杀。他做任何事，都事先反复考虑利弊得失，想到多个方案，经过深思熟虑后再行动。他为人的性格，是比较沉稳的，遇事比较冷静。同时，他也有从他祖辈身上遗传下来的山东人豪爽的一面，为人处事，有一点敢出头、讲义气的性格。这也是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能够看上他的重要原因。

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考虑分工时，别人看不上科技这个范围，没有人愿意去管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进入常委的人中，都愿意管工业，管外贸，管财政税务，管交通等等，因为这些行业中，有许多造反弟兄在支撑着他们，也有相当大的权利。而科技战线中，造反的人也有，但与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共同语言少，不好联系；科技战线上知识分子多，复杂，不好管。因此，谁都不愿意接这个摊子。连原来在“工总司”中任“科技组”负责人的叶昌明也不愿意管科技工作。但戴立清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上海市的科技战线在全国有影响：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内部矛盾多，反而’好分化，好管理。在上海管科技，大有前途。因此，当分工时，有人提出让他管科技时，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王洪文让他同时分管专案工作，他也同意了。从此，戴立清手中就有了很大权利，但管科技，一直是他的主要权利范围。

本来，戴立清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是科技战线出来的人他的造反“班底”在上海标准材料厂；他在科技战线没有“基础”；他没有科技方面的“铁哥们”而且他本人对科技一窍不通，也没有做过科技方面的工作。按理说，他最不适合管科技。但是，戴立清却大胆地接受了管科技的工作，且看他是怎么样管上海科技的。

迫害上海知识分子的“科技领导人”

戴立清一上任，就把上海科技界各单位的领导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他在会上说现在，市革命委员会分工我管科技，今后你们就要听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服从我的领导，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革命委员会的，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你们要是听我的话，服从我的领导，一切有我。有成绩，大家都有，首先是你们的，出了问题，由我担着，你们不要怕。戴立清这些话还真能吸引许多人。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戴立清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有一种义气在，由他管科技，我们有了靠山，至少不为做事情而前怕狼后怕虎。

但是，戴立清实际上并没有按照他自己说的做。他管科技，很重要的一个“成绩”，是迫害科技人员，迫害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文化不高的人，戴立清在内心世界里，

与知识分子是格格不入的。一方面，面对有很高文化修养和科技专长的上海科技界知识分子，他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体现在工作上，就是处处无理由地贬低知识分子。他还经常列举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大肆嘲讽。另一方面，戴立清把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必须接受自己的领导和改造，他一向认定，自己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来管理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的。他虽然不是对知识分子非打即骂，甚至在某些场合还要做一些对知识分子比较客气的表面文章，但他内心深处，是以“改造知识分子”为“己任”的。

正是出于上述观念，戴立清管科技时，就没有停止过迫害知识分子。戴立清迫害上海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是打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旗号进行的。

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1968年，中国有过一段“清理阶级队伍”的经历，而“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内容，是挖出“敌特”。当时的戴立清，既分管科技，又是全上海市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他要在上海科技战线搞出一点专案工作的名堂来。戴立清认为，上海科技界敌特众多，会挖出一大串。那个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挖科技界的敌特上面。这样做对他来说，是一举两得：一方面，他有功绩，另一方面，他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使别人不敢反对他。因此，1968年，戴立清在上海科技系统做“清理阶级队伍”动员报告时恶狠狠地说：上海科技界“敌情十分严重”，概括起来是有“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他声称，对上海科技界，必须深挖，坚决把一切反革命挖出来。他不仅这样讲，还亲自领导“深挖”。那个时候，在上海科技界，凡是留洋回来的，都被他列为深挖对象，立案侦讯。许多大学教授，许多科学研究人员，动不动就被叫到戴立清在康平路设立的审查室接受审查，凡是被叫去的，大多被定为有严重问题的人，有的人立即被关押起来，有的人没有被关押，也被扣上许多幅子，接受长期审查。个别没有被扣上帽子的人，也是被训斥一顿，闹得灰心丧气。许多大学教授、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被戴立清扣上了“特务”、“间谍”的帽子，受到长达十多年的迫害。特别是在外国留学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免受磨难。因为这些人在外国都有许多同学、朋友，在过去的时间里有过通信联系。这些通信，一旦被戴立清发现，就是“罪证”，因为他能从字里行间“发现”(实际上是他的无端胡猜——笔者注)出许多“问题”来，一发现“问题”，就肯定会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在此情况下，许多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害怕被扣上帽子，预先把一些和外国同学的通信烧掉，其中包括一些探讨学术问题的重要资料。凡是被扣上“特务”、“间谍”帽子的人，想解释，戴立清根本不听。有许多知识分子含冤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