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斗争中,他并不孤单。张思叶的大嫂胡迪青马上认出了赵志国俊秀面貌下的“下等人”本色,之所以这样,部分是因为她自己的中产阶级背景,某种程度上也有她自己在张家的地位并不稳定的原因。正是这想法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联合,并且这两者之间马上就足以成为“不道德的纠葛”。然而尽管胡迪青觉得他有吸引力,但这并没有阻止她最后给赵志国决定性的一击,把她从张家赶了出去,因为赵志国是她丈夫遗产继承权的潜在威胁。赵志国最后成了一个局外人,他既不属于上海的工人阶级,这是他自己使自己与之保持距离的,他也不属于上海的中产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从来没有接纳过他。故事的结尾,赵志国日夜在城市漫游,最后他意识到,在这个他原打算留下的城市,没有他和他妻子张思叶的容身之所。他们终于离开了这个城市,到了数百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城去工作。
正如王安忆最近很多关于上海的小说,在《文革“轶事”》中,有一种超出阶级和社会盛衰变迁的城市,生活的神秘特性:世俗日常生活的精致与繁杂瓦解和抵消了历史的震荡和它的“宏大叙事”,它充满于时间之中的是毫不扭捏的肉体放纵以及被称之为生活的艺术的东西。在王安忆的小说里,上海既擅长隐藏自己的秘密,又擅长以琐碎敏感的方式和近乎宗教性的严肃来揭示这些秘密。
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碎在细瓷碗里,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她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
他就像梦游者一样走上晒台,他穿过薄肖的夜幕,看见远处俄式建筑顶上的红星,他忽然间热泪盈眶。他想起那里原来是哈同花园的旧址,“哈同”这名字带有上海这城市起源的味道,还带有上海传奇的味道,他想这城市衰败的这样,却还那么情意绵绵,空气令人销魂。他这会儿看见了这城市上方浮动着微明的市光,这是这不夜之城最后的微弱的余光,是光的余烬飘散在空中。
三、王安忆要说的其实是上海
王安忆喜欢张爱玲说苏青的话:“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回忆,各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
张爱玲还说苏青“实在是伟大”。这话用在王安忆身上,其实还是不会错得太多的。王安忆的伟大在于她对上海顽强的书写。她紧紧的抓住上海,这个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竭力要变成它的记录人和传言者。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或者说,王安忆想象中的上海是成格式的,有着固定的象征物和表现形态。比如说,淮安路上的女孩。
妹头,又是一个“淮安路上的女孩”。《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也是淮安路上的女孩。那本书里,王安忆是把王琦瑶当成是上海的城市精神的象征,而妹头显然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使命。王琦瑶是个美人,妹头不过颇有姿色。王琦瑶的聪明过人、雅致周到,到了《妹头》这里只剩下点世俗生活的精明,样样打了折扣,连书的厚度都只剩下了小半,但我们仍然不妨将“妹头”看作是《长恨歌》的某种延续,是王安忆“上海往事”系列中的一部。
王安忆的特长是写琐碎生活,《长恨歌》还有惊市骇俗的一面,毕竟王琦瑶当过“上海小姐”,不是凡人。妹头从名字开始就是个生活化的典型,整个故事又是司空见惯的青梅竹马加别恋离婚。这一次王安忆是过足了一把瘾。从前遮遮掩掩的琐碎生活还借一点传奇的幻想来点染润色。如今的王安忆大大方方地写弄堂里的无是无非。
可这么一放,他的伎俩也就使完了。雯雯系列的矛盾冲突,三恋的“解放”,《米尼》的慧黠,到了《妹头》,都消失殆尽了。剩下一点似曾相识的只有王安忆自己的回忆碎片。小说后附的散文《生死契阔,与子相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妹头》中,王安忆似乎已经放弃了一个小说家的权利,我指的是按照生活虚构和让人惊奇地叙述的权利,转而用一种淡远的笔调,抒写有些过早降临的怀旧情怀。
倘真是这样,也就罢了。让王安忆津津于革命岁月的弄堂回忆中,也不失为一份逼真而有趣的记录。偏偏王安忆并不甘心于此,她的“巴尔扎克冲动”自《长恨歌》后就未曾止歇,作一个城市的书记官吧,她的内心一定是如此期许。不止妹头,还有小白、小百阿娘,薛雅琴,都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似乎是代表着这个或那个时代的类型化角色。这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没有什么个性特色,甚至场景,早上排队买油条,宁式眠床上的交欢,似乎都带有一种城市化的气味,只有明白他们都是在为“叙述上海”的目的服务,才能理解王安忆为什么要用一种“新特写”的姿态来写作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故事。
书中附的另一篇散文,《寻找上海》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王安忆充满感情地追忆着记忆里的上海,最终却按捺不住地滑向了一种“大叙事”抱怨着“上海”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