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与上海(毕业论文)(3)

    人说，王安忆的小说是属于上海的，属于女性的。虽然她对上海的观察和描述有时细致得让人惊诧，但似乎也正因这一丝不苟的描摹，故事才有了衬景———浮华与衰败并存的上海，飘着万国旗的小巷，幽雅的淮海路，高高的法国梧桐，患得患失的少女情怀，飘忽难测变化万千的女人心，喧嚣的家家户户，昏暗的灯光以及黑影中依稀闪烁的窥视的眼睛……但在其文学成就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之余，她本人在上海作家中却被公认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虽然她不间断地以作品给人惊喜，但她寂寞独行的个性，对媒体喧嚣冷静泰然的方式，都让她的读者既钦佩又捉摸不定。她的才情，和对严肃文学的执著与捉摸不定的“孤傲”和她不轻易接受采访的冷然，又为她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她以侠客般特立独行的姿态游走于文坛，即使是上海本地媒体的记者，提起她，也是未知大于已知。
    对于“上海”目前这个热门话题，王安忆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和流氓。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去咖啡馆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家家户户那种精致的生活，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是不断循环的，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文学精神很重要，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学会大不一样，文学会提高一个城市的整体格调。”这也就难怪“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授予王安忆时，评委是这样致词的：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
    四、王安忆，上海最顽强的书写者

   王安忆的伟大在于她对上海顽强的书写。本书让人惊喜的是，这里有遥远时代的上海，孤岛时期的上海，文革的上海，还有新世纪的上海……一切都不放过，一切在想象中都是王安忆格式的，有着固定的象征物和表现形态。

在《寻找上海》一文中，记忆里街道人群的不同脸相成了捕捉旧上海蛛丝马迹的方式。对王安忆而言，脸形是市街的标记，诉诸感官，唤起对城市不同角落的回忆。带点凶相的烟纸店老板娘的脸，忧伤的挑热水老头的脸，跛脚的失业青年的脸，这些形形色色的脸相交织成作者寻寻觅觅的上海。王安忆笔下的脸相与城市令人联想起19世纪巴黎一度十分走红的相学，这些书专门教人如何看人，得知此人以何营生，让城市人面对街上三教九流的陌生群众不致仓皇失措，心生恐惧。是现代都市乍起，城市人面对人与人关系改变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王安忆充满感情地追忆着记忆里的上海，最终却按捺不住地滑向了一种“大叙事”抱怨着“上海”的消失：单一化，过于光鲜，连方言也在向北京话靠拢，变的可以注音了……但当她坐在1987年香港的丽晶酒店里，又蓦然看见了“上海的面目”：“灯光明亮地镶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间。这真是海上奇观，蛮荒中的似锦繁华，是文明的传奇。”到处都是上海，只要那是一幅文明传奇的面孔，但上海又是那样的独一无二，“是她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的感觉。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里有遥远时代的上海，孤岛时期的上海，文革的上海，还有新世纪的上海……一切都不放过，一切在想象中都是王安忆格式的，有着固定的象征物和表现形态，比如说：张爱玲与苏青，洋房与陋室，繁街与闹市，日出与夕照，再比如说，那篇有点比较文学意味的《上海与北京》

这个上海的移民，第一次用自己零零碎碎的思想拼贴诉说着她没有理由的热爱与喜欢，她告诉我们拥抱上海是一种发自生理的直觉，因为上海是如此的性感、如此的传奇，如此的浪漫，如此的感伤，如此的颓唐，又如此地充满希望……正是在这多种角度，多种方式的关注之下，上海的气质在王安忆的笔下丰富起来，鲜活起来，灵动起来。

    五、王安忆的怀旧情怀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市场上，怀旧是一种时髦，它试图通过回到过去，创造一种物质文化气氛，从而克服幻想和影象的虚幻世界中的失落，追寻和重现上海曾有的崇高。然而，作为一种彻底的后现代和后社会主义现象，它对历史时代的经历和表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的漠视，被1989之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进的保守主义所补偿，他们号召对中国现代史进行全盘重写，重新思考基于普遍的、一贯正确的自由市场规则的中国现代性经历。关于后革命时代中国国内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讨论，关于对排斥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探求，关于基于被经济学家兼记者何清涟最近称为“权利的市场化”的新权威民主的思考，这些都是思想和观念的背景的一部分，他们直接或间接预见了这座城市新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1995年写的小说《长恨歌》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它也是中国九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这个故事讲的是王琦瑶，前上海小姐，也是一位有权势的国民党官僚的外室。她经历了1949年，在上海过着一种平凡的经常是有些压抑的生活，并这样度过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光阴。王琦瑶在老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已经定型了，她从来没有完全被新社会所接受，她生活在自己的梦幻和怀旧的世界里，与几个怀有象她那样心情的人举行没完没了的派队，他们也都生活在旧日的美好中，对那样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保持着他们的忠贞。经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女儿后，王琦瑶进入了中年。在“新时期”，她遇到了她的年轻一代的崇拜者，派对好象是要恢复了。但是因为谣传说那官僚给她遗留了金条，她成了关注的对象，在一次以抢劫为动机的凶杀中死掉了。在她死的时候，谋杀者发现她的牺牲品是一个丑陋的女人。

    《长恨歌》以及王安忆所有关于上海的小说中的阐释循环，总是以美与爱开头，以对经济、社会和阶级地位和利益的清醒的、无毁的认同收尾。作者让叙述者沉迷于美学和心理学的时间越长，故事转回到算计和实力的领域就越无情。在她的虚构世界里，这领域构成了真正上海人自我意识的哲理核心。在这部小说描写的上海小姐的女性气质和情感的敏锐，和她用最非自恋的方式保持自我意识和自怜的能力是分不开的。这种能力在故事的开始部分就最好地描绘出来了，当这位上海小姐还只是个１９岁的学生时，她把她的贞操作为“”本来就是他的”东西献给富有的、有权利的、成熟的和经历丰富的李主任之前，她体验到的“只是一点点惋惜”。

　  ┅┅她想她婚服倒是穿了两次，一次在片厂，二次在决赛的舞台，可真正该穿婚服了，却没有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