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王安忆与张爱玲小说之不同

浅议王安忆与张爱玲小说之不同 (2008-06-03 16:26:36)

标签： 杂谈

浅议王安忆与张爱玲小说之不同

王安忆是中国文坛八十年代初崭露头角、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走红、目前被国内外评论家和广大同仁、读者公认的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并且曾经在《花踪》组织评选的“全球最杰出的华文作家”中当选。这是对这位既有着很高天赋，又有着持之以恒、勤奋耕耘创作态度的女作家的一种充分肯定。但是由于王安忆的小说从《长恨歌》到《妹头》，到一系列有关散文的随笔，再到长篇小说《富萍》，流露出来的都是想用写作来记录上海旧日的迷人风情，描绘上海过往的时代风云，似乎她一直沉迷于在纸上营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旧上海，再加上她被称为当代中国最有争议的女作家，于是，许多敏感的圈内人、评论家纷纷站出来，拿她和被称为奇女子、“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月亮”、冷落了近60年又重新“走红”的女作家——张爱玲作比较，说她俩的小说异曲同工，说她俩同是20世纪非常杰出的两位女作家，说王安忆的小说有张爱玲小说的影子……对这些说法，王安忆并不予认同，她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作家，把我和她往一起比，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写上海生活的……”

暂且不论王安忆的这一番表白，是为了证明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还是为了消除一些人因表层现象而产生的一些所谓的错觉和误解，但单就我自己对这两位非常喜欢、也较为熟悉的女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及小说作品的构思、语言、内容等等的认识，也不敢苟同这种评价。我想，大家之所以能把王安忆和张爱玲这样两位不同时代、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写作主题、不同创作目等的作家，硬拉到一起作比较，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她们性别相同，同在上海生活过，同在一些作品里都把上海作为演绎故事的大舞台吧。相当一部分人非要把她们俩生拉硬扯到一块，正是基于这些表层现象而已。

下面，我将揭开这朦胧的“面纱”，从家庭出身、写作背景、小说主题、人生观、审美观及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对这两位女作家进行较为详细的比较，用事实证明她们的小说作品确实大相径庭。

一、家庭出身、时代背景不同，决定了她们小说的主题和风格的不同。

王安忆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幸福一代。她5岁那年，随母亲茹志鹃迁往大上海，一住就是50多年。在这50多年间，她不仅从一些人、一些事上，亲身感受到了大上海几十年间的变迁、沧桑，而且隐隐约约地感受着、寻觅着旧上海的影子，试图从一些时隐时显的影象中，抓住那迷人的冲动。另外，她的母亲茹志鹃就是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经典的《百合花》的作者、我国当代著名的女作家。她从小就受到一种浓厚的文学氛围的熏陶，有着很好的文学感觉。同时，她的生活经历也相对简单，除了很短一段时期在淮北农村插队外，其余的时间都生活在上海。这样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状况决定了王安忆的一种很平和的创作心态。张爱玲则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一个门第曾颇为煊赫的家庭，祖父是张佩纶，外曾祖父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李鸿章，她的父亲是那种典型的遗少，旧脾气颇深，情绪也很坏，而她的母亲则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染的反叛角色，曾几度与张爱玲的小姑联袂赴法国留学、生活，终与丈夫离婚。张爱玲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后母”，她便跟父亲与后母一起生活。张爱玲的童年是在一个特殊的生活环境下渡过的，对她幼小的心灵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定的扭曲。后来她母亲回国，试图按照自己所认识的方式，训练培养张爱玲做“西方淑女”，这使张爱玲感到很不适应。这种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对她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而构成了她对“家”的意识和情感上冷漠与疏离的特征。并且这种压抑的家庭的氛围、复杂的生活感受和被扭曲了的心灵，也就决定了张爱玲的小说中总隐藏着对人生的恐惧，冥冥中给人一种很隐晦、很飘渺、很虚无的感觉。

由于家庭环境的温馨，使得王安忆对生活抱有一种平常心态，从多角度随心、随欲地观察、感受着生活，并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创造着另外一个世界。这样以来，她的小说形式、内容变化便很大，自1978年她发表处女作《平原上》后，她的写作风格几经变化，即使最为敏感的评论家也很难把她归为某类、某派或某代作家。她写过儿童题材的作品，也偶而写过知青题材的作品（如《小鲍庄》）和农村题材的作品（如《上种红菱下种藕》）。特别是把上海作为她的一个个故事发生的舞台后，她又似乎在把一种对于旧上海时代风情的翻版式的写作演变成了一项规模宏大的营建工程。王安忆对小说的认识就是编故事、讲故事，是靠想象力吃饭，从来没有想过为某种潮流、某种旗号、某种社会需要而写作，她特别强调对心灵世界的把握和表现，她认为小说家不是要描写这个世界，而是要创造另外一个世界——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用现实的材料虚构一个世界而张爱玲的小说自然便显得单调、隐晦、曲折一些，她的小说里的人都很世俗，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其实张爱玲也不是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意义，所以她对小说的写作中总带着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由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光便显得很窄逼，不论是她的小说《金锁记》、《留情》、还是《琉璃瓦》和《倾城之恋》，无不给人一种世事无聊、琐碎、苍凉之感。

二、虽然王安忆和张爱玲都把上海作为小说里的背景及故事演绎的舞台，但是她们的人生观、审美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张爱玲当时生活的上海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是小资产阶级为主的上海，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王安忆生活的时代，上海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了，她们的经历和感受不存在共同之处。张爱玲是一个非常虚无的人，她总是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可以说，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她的人生观是走到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而王安忆却不一样，她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的，她也要走过去看一看。她恰恰是在体味着具体可感和人生奈何的虚无之间那段漫长的过程，也就是现实和理想的争议。

王安忆对作为实实在在的亮丽景观而炫耀于世的上海不感兴趣，她喜欢演绎的其实是一个存活在自己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她要循着时代风云的蛛丝马迹去探询历史，凭丰富的想象力复原上海作为一座历史大舞台的旧貌，用自己的笔在纸上营造一个具有文本意义的迷离旧梦中的上海。从《长恨歌》、《妹头》到《富萍》一路走下来，旧上海在王安忆的笔下已颇具宽宏广袤的整体雏形，从三四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的时间跨度所赋予上海这座城市的丰富内涵，给了王安忆充分的书写空间。正如她自己所说，她要写的其实就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人物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了给这个城市代言。所以，在作品中，王安忆格外注重对特定场景的描写，敏锐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才思使得她的笔力可以渗透到场景之中的任何细微之处。写一条弄堂，她能从位于石窟门、新东区和旧西区弄堂的形形总总，写到弄堂前门后窗阳台晒台的结构功用以及其屋顶弄底路面的性感特征，及至弄堂屋顶老虎天窗精雕细琢的窗扇、细工细排的屋瓦，再到晒台矮墙上脱落的水泥，外露的锈红色的砖以及山墙上的裂缝、裂缝里倒长的草……甚至有时还会把大段大段关于上海风土人情的描述和议论强行插入故事情节。王安忆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她的深意的，她不需要人物出场就达到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在纸上亮出一个旧上海的标志性的大轮廓。《长恨歌》开头那一大段长达三四千字的对上海弄堂细腻的描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