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3)

亚热带气候的宜山迥异江南，历史上，曾是流放犯人的烟瘴之地，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北宋诗人黄庭坚就曾流放到此，并在这里去世）。疟疾给了远来的浙大师生一个下马威。到宜山不及一月，张荩谋教授的侄女便因疟疾去世。

第二天，竺可桢在日记里忧心衷衷地写道：“日来校中患恶性疟疾者日多，昨下午四点张荩谋之侄女病殁，学生中患此症者已有十余人，女生庞曾漱几于不起。同事中张孟闻近亦发热，家族中则有卢亦秋一子、一侄，俞锡荣、孙沩，刚复之侄媳。此病初起时即发高热，到39.5或40.0，一二日后稍退又发，或竟不退，三日即不起。”

浙大在宜山停留的一年多，对浙大师生来说，疟疾的肆掠、物质的匮乏和日机的轰炸固然记忆深刻，但真正影响至今的，却是在宜山期间，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求是原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在宜山期间，竺可桢进一步深化了求是的内涵。

他认为，求是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真谛，若想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必须把握这个共同点。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所谓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

求是校训的提出，意味着浙大要培育的不是只精于某一门类某一技术的专门人才，而是要培养具有“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的全新的通才”。这一点，和竺可桢的另一句话可互证：偌大一个大学，只注重零星专门知识的传授而缺乏研究的空气，又无科学方法的训练，学生的思想就难取得融会贯通之效的。

1940年初，随着北部湾失守，浙大第四次迁移。这一次，他们来到了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湄潭和湄潭下属的永兴。在那里，七年时光弹指一挥，他们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也迎来了浙大华丽转身的新生。

【广西宜山浙大西迁广场，当地市民的休闲地之一】

7、

北京中关村一套非常普通的住宅里，我见到了竺可桢的儿子竺安先生。年过八旬的竺安清瘦文静，看上去和竺可桢有几分神似。竺安为我展示了一大叠略微发黄的老照片，它们都出自竺可桢之手。

其中一张照片上，竺安和他的姐姐竺梅悲戚地站在一座坟前。坟里，长眠着他们的母亲张侠魂。如果说西迁之路有什么最令竺可桢痛心疾首的话，那无疑就是在泰和时，他的夫人张侠魂和儿子竺衡的去世。

马当要塞失守后，泰和已属险地。为此，作为校长的竺可桢前往广西勘察新校址。1938年7月23日，考察途中的竺可桢接到电报，催他速归。

7月25日黄昏，当竺可桢回到上田村时，他看到几个儿女站在大堤上，眼巴巴地盼他回来。竺可桢一眼发现，儿女们少了一个，那就是竺衡。他问竺梅，竺梅的回答只有三个字，却让竺可桢如同五雷轰顶：没得了。

不仅14岁的儿子“没得了”，同时，夫人张侠魂亦已病入膏肓。母子俩同一天起病，患的也是同一种病：禁口痢。也就是痢疾。在今天，痢疾是一种很普通的、根本不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但在缺医少药的70多年前，夺人性命却如秋风扫落叶。

竺可桢四处求医，为张侠魂灌肠、打点滴，甚至服用中药。然而，一切努力终是徒劳：8天后，张侠魂去世。十来天里，竺可桢竟痛失两位亲人，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就像他在随后的日记里感叹的那样：“近来早稻均在收获，田亩中景色甚佳，但值此国破家亡、对此大好河山，不能不作楚囚对泣之象也。”

时局却不允许竺可桢有余暇悲痛。安葬了张侠魂后，浙大师生分批前往千里之外的宜山。竺可桢走得较晚，9月17日，他带着孩子们来到张侠魂和竺衡坟前，与亲人告别。从此，竺可桢再也没回过泰和。

岁月流转，人世板荡。文革中，张侠魂的墓碑被毁。后来，那两座小小的坟莹渐渐被人遗忘。2008年，当地多方调查，找到了一座疑似墓。在征得竺安等人的同意后进行清理，在坟中，找到了竺可桢当年为妻子陪葬的一支威迪文钢笔，从而得以确认。

顺便说，出身名门的张侠魂颇具胆识，她是我国第一位乘坐飞机的女性，曾因飞机失事受伤。竺可桢在犹豫是否接任浙大校长时，张侠魂的劝说非常有见地，她说：正是因为大学风气不好，你更应该义不容辞。只有像你这样的学者，担当校长重任，才有可能改变大学风气不好的局面。

【西迁途中的浙大学子】

8、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是小小的寂寞的城。”走在湄潭街头，不知为什么，我老是想起郑愁予的这几句诗。虽然他写的并不是湄潭。

三月，黔北小城湄潭以阴以雨，加上小城中几匹起伏的山峰都顶着满头翠绿，小城显得更加宁静，幽深。我冒着细雨来到湄潭文庙，这里如今是浙大西迁纪念馆，也是我看过的和浙大西迁有关的遗址或纪念馆中规模最大、最成体系的。

湄潭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湖南两省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纬度低，海拔高；与宜山比，这里不仅气候更宜人，物产也更丰富。前往湄潭考察期间，竺可桢吃到了当地特产的大米：茅贡米。这种品质优良的大米在明朝时曾是贡品，竺可桢赞不绝口，称它是黔中之宝。

为了迎接浙大，湄潭官方和民间都显露了十足的热情，甚至还成立了专门机构，并在房屋上作了安排：湄潭初中、男子小学和女子小学让出部分校舍，党部从文庙迁出，常备队从贺家祠堂迁出，以此确保浙大师生有足够的地方。

由于种种原因，浙大没有全部迁入湄潭，而是一部分迁到遵义，一部分迁到湄潭及湄潭下属的永兴镇。

如前所述，迁校之初，竺可桢就确定了浙大不迁大城市，而是尽量迁小城市甚至乡下的原则。一则，可以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二则，能够降低师生的生活成本。但是，既便如此，浙大同样遭受了日机轰炸，如在宜山，大片校舍就被炸为瓦砾。

此外，至于生活成本，随着浙大师生及家属上千人的迁入，以湄潭这座物产丰富的小城为例，物价同样上涨厉害，师生的生活依然只能是箪食瓢饮。

浙大学生几乎都来自沦陷区，大多数学生与家中的联系久已中断，无法获得经济上的资助。幸好，政府向他们提供了贷学金，金额虽不多，尚能保证吃饭。当然，前提是吃得令人心酸。在湄潭和永兴，流传着浙大学生关于吃饭的两点经验之谈：晴蜓点水、逢六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