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5)

结束了在永兴的寻访返回湄潭时，我驱车去了一个叫中国茶海的地方。登高远眺，四周浑圆的山坡上，漫无边际的茶树成行成列地铺向远方；细雨如丝，正是即将采摘每年里最重要的明前茶的时节，我闻到了漫山遍野的茶香。这个如今已成为观光农业景点的面积巨大的茶场，如果追根溯源，它的源头在另一座山，那里，依然和浙大有关。

湄潭城边，与市区一水之隔的城南，一山绵延而过，山上青翠欲滴，全是一垄接一垄的茶树。那座山叫象山，浙大西迁期间，因缘际会，这座明清时就建有茶园的茶山，成为中国现代茶叶规范化种植的开端，被誉为中国现代茶业第一山。

抗战时期，随着东南沿海各口岸被日军占领，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产品茶叶无法外运。从长计议，国民政府打算在西南山区建立茶叶科研生产基地，以便随着西南国际通道――史迪威公路――的开通而恢复出口，以换取急需的资金。

浙大落户湄潭前夕，农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派出专家考察了云、贵、川多个茶叶产地，最终，决定将中央实验茶场选址湄潭。

1940年初，当浙大正为迁到湄潭紧锣密鼓作准备时，中央实验茶场在湄潭成立，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刘淦芝任场长。4个月后，浙江大学农学院迁到湄潭。一方面，茶叶是农业的重中之重，不仅农学院学生需要到茶场实习，农学院的一些毕业生，也应聘到茶场工作。

另一方面，浙大有人才和器材优势，茶场有场地和资金优势，于是乎，强强联合成为必然：刘淦芝担任茶场场长的同时，还被聘为浙大农学院教授。浙大帮助茶场分析茶叶理化指示，参与茶树病虫害调查，并共同创办了西南最早的职业学校。

在青碧的湄江之滨，一座绿树覆盖的山上，立着一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壶，它意在向每一个外来者表明，湄潭是一座茶城。就在与茶壶一江之隔的对岸，我寻找到了几栋已成危房的老建筑，它的名字叫万寿宫。这就是曾经的实验茶场场部，也是浙大研究生院所在地。

作为实验茶场与浙江大学的纽带，刘淦芝是一个灵魂人物。70年前，在万寿宫，刘淦芝完成了中国最早的茶树害虫调研报告和中国首部中英文对照的《世界茶树害虫名目》，并撰写了《中国近代害虫防治史》。

在他指导下，浙大学生寿宇历时3年，对湄潭茶叶产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写成《湄潭茶产调查报告》。今天的湄潭成为国内重要的茶叶产地，湄江翠芽和遵义红成为名牌，可以说，如果没有浙大，也就没有今天。

比较有意思的是，照片上西装革履的刘淦芝，他的留美背景和昆虫学家身份，都与他的业余爱好显得很有些落差。原来，刘淦芝闲暇时，常邀浙大教授苏步青、江问鱼等人到风景优美的茶场品茗。他们品茗时，谈论的最重要话题竟然是：诗词。

这一群术业有专攻的大知识分子，都有深厚的旧学功底，都喜欢吟诗作词。为此，1943年，他们在湄江边结成湄江吟社。人称九君子的9名社员，当年聚会8次，创作诗词258首。

与今天的人才日趋专业不同，民国时期，大多数从事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对传统诗词书画都有一定造诣。像身为气象学家和教育家的竺可桢，他的旧体诗同样写得相当不俗。

湄潭城边有一座西来庵，那里是湄江吟社的聚会地。我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走近它时，我看到，那是一座突起于田野中的并不太高的小山，山上林木幽深，黄瓦红墙显示佛家的远离尘世。红墙之下，就是连绵的稻田和茶山，一条清澈的小河斗折蛇行，从农家院落里传来隐约的鸡犬之声。

一切，依然如同70多年前那样纯朴而静美。

【永兴浙大办学遗址】

12、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遵义和湄潭，浙大师生欣喜若狂。他们明白，流亡的日子即将结束，他们很快就会回到久违的西湖之滨。

从1937年跨出西迁第一步，到1946年返回杭州，浙大的流亡办学几近十年。这是山河破碎的十年，物力维艰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出人意料地从一所地方大学，成长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之一。

西迁之初，浙大只有3个学院，随迁学生460人；十年后，它发展成有7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学生增至2200余人。据1989年统计，当时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将近300人，其中有27人曾在浙大任教，有40人是浙大毕业生，而这67名浙大师生中，超过80%的人参加过那场被誉为文军西征的浙大西迁。

在湄潭浙大西迁纪念馆，我看到一张黑白老照片，那是浙大文学院一次活动后的留影。如果不借助说明，我不认识上面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想必都已离开人世。尽管他们长相各异，男女有别，但有一点却惊人相似，那就是他们的表情。

他们面色平静，既没有大喜，更没有大悲，你甚至很难想象，这是一群面临强敌入侵，大多人的故乡业已沦陷，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苦难中的学人。或许，只有内心强大的自信，才能带来表情的从容和淡定。

国难当头，弦歌不绝。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为什么能以中国的胜利告终时，除了诸多政治原因、军事原因，我想，浙大师生那种来自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坚守，也是原因之一。

离开湄潭那个傍晚，夕阳在山，天空又下起了细细的春雨。这种景象，苏步青在词中描绘过：“细雨春回溪畔草，斜阳红入墙头杏。对空山寂寂鹧鸪啼，行人听。”小小的湄潭城，打下了隆重的浙大烙印，诸如街巷和学校的命名：可桢路，浙大北路，浙大南路，求是路，浙大小学，求是中学。

这座深藏于千山万壑中的小城，浙大在此的6年，是它最值得骄傲的往事。对浙大来说，湄潭的接纳，使它在艰难岁月里逆风飞扬，终成名校；对湄潭来说，浙大的到来，为这座闭塞落后的小城吹来了现代文明的新风。

竺安先生告诉我，他在湄潭生活了6年，在那里读完初中和高中，并在浙大回迁那年考入浙大化学系。70多年后，年过八旬的竺安先生曾经重访湄潭。在湄潭，他找到了曾经居住过的那栋古老的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