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4)

当时，浙大学生十人为一桌开饭，饭管够，菜却只有一菜一汤，因而那碟用来蘸菜的盐水就十分珍贵。每个人蘸菜时，只能在碟子里蜻蜓点水地点到为止，如果来回滚扫的话，三两下就蘸光了，势必为同桌所声讨。这就是蜻蜓点水。逢六进一则是说，要吃六口饭，才能吃一口菜，否则菜就不够了。

在湄潭浙大西迁纪念馆的藏品中，一盏高脚油灯引起了我的注意。浙大来湄潭时，湄潭甚至遵义都尚未通电，照明所用，全是桐油灯。桐油灯不仅光线微弱，而且发出浓烈的黑烟，在灯下看书一两个时辰，擤出的鼻涕竟是黑色的。

有天晚上，训导长费巩到学生宿舍巡视。费巩问一个凑在桐油灯前的戴眼镜的学生近视多少度，学生懊恼地说，原来800度，现在更重了。

费巩很痛心，他想为学生们做点什么。几经研究，费巩改良制造了一种更明亮，油烟也更小的铁皮灯。他把设计图纸送到洋铁铺，制作了800盏送给学生们；后来，整个湄潭城都用上了这种灯，人们把它称为费巩灯。

费巩在应竺可桢之邀出任训导长时，他的要求有两个：第一，不加入国民党；第二，不领训导长的高薪。几年后，费巩因倡导民主宪政，被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暗杀，尸体推入镪水中化掉。

【贵州湄潭浙大纪念馆前碑刻】

9、

湄潭就像西南地区的大多数城镇一样，遍街都是茶馆。为此，有的浙大学生选择到茶馆读书。

到茶馆读书的学生中，有一个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胖乎乎的，有点婴儿肥。每天晚上，他总是挟着书本到同一家茶馆。茶馆坐满茶客，他就找个空位坐下来。虽然不知名姓，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流亡的浙大学生。

后来，老板娘看到他来了，总是给他泡一碗茶送过来，照例不收茶钱。茶馆虽然喧闹，毕竟有桐油灯可以读书，并且，从老板娘那碗免费的清茶里，还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谁也没有意料到的是，仅仅16年后，这个坐在茶客中间默默读书的小青年，竟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就是李政道。多年以后，李政道回忆起当年独自逃离故乡前往湄潭就学的情景，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李政道入浙大时只有17岁，原本就读化工系，在束星北的影响下，转读物理系。一度，他打算像竺可桢的儿子那样投笔从戎，束星北认为李政道有物理天赋，日后必成大器。全国那么多青年，谁都可以当兵，惟独李政道不可以。当时，束星北在重庆出差，生怕李政道一走了之，着急地发电报给王淦昌，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李政道拦下来。

李政道在浙大只读了一年，对这一年的影响，许多年后，名满天下的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3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4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湄江之畔的浙大研究生院遗址】

10、

学生生活艰难，教授生活同样窘迫。

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王淦昌家有八口，为谋生计，他的夫人养鸡喂鸭，甚至，还养了一头羊。不想，有一天，这头羊竟丢失了，王夫人哭得非常伤心，整个浙大都知道了此事。不久，这只羊居然找回来了――其实，这只羊根本不是王夫人养的那只，而是浙大师生凑钱另外买的。

以后，当王淦昌到位于郊外的实验室工作时，他一定会细心地牵上那头羊。羊在门外吃草，他在实验室工作。这一年，浙大举办迎春晚会，晚会上有一个谜语，谜面：王淦昌放羊。谜底：一举两得。

然而，回首往事，王淦昌记住的不是湄潭的困苦，而是困苦中的求索与坚持：“湄潭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我和苏步青、谈家桢、束星北、贝时璋等同志的一批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那里作的。”

卢鹤绂与王淦昌很有缘，他们既是同事，又是同行，还是邻居，共住在湄潭的一栋破旧老屋里。1945年夏天，漫长的抗战即将以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的前夜，卢夫人生下一个男婴，取名永亮。

那一年，恰好卢鹤绂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论文《从原子能到原子弹》，双喜临门的卢鹤绂对夫人说，是湄江水养育了我们，亮亮的小名就叫湄儿吧。

很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湄儿沿着父辈当年的西迁路线回溯，一直回溯到湄潭。深爱感动的他联合多位在湄潭工作过的老教授的子女，上书中央，希望将湄潭县浙大西迁旧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两年后，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中，湄潭浙大旧址榜上有名。

数学家苏步青也是一家八口，和王淦昌一样属于人多钱少的困难户。他与生物学家罗宗洛一道，两家合住在一座破庙里。很多时候，苏步青家中只能以地瓜蘸盐水作主食。有一天，他突然把几个学生叫到家，拿出一包衣服，请学生们帮他卖掉。他身为教授，委实拉不下面子街头叫卖。

王淦昌家搞养殖，苏步青家搞种植。苏家居住的庙前有不少荒地，农民世家出身的苏步青在那里开出了一片菜园子。后来，他的菜园子里的蔬菜不仅自给有余，还偶尔卖给城里的餐馆。

对这种艰难度日的种菜生涯，苏步青赋诗云：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曲渠疏雨水，密栅远鸡豚。丰歉谁能卜，辛勤共尔论。隐居哪可及，担月过黄昏。

尤值得一提的是，在湄潭期间，苏步青白天上课种菜，晚上就着油灯下写作，几年之间，竟发表论文31篇。那时候，权威的《自然》杂志，经常收到中国学者的投稿，信封上的地址就是：浙江大学，湄潭，中国。

至于校长竺可桢，他既要为整个浙大操心，也得为小家庭考虑。张侠魂去世后，他继娶陈汲，陈汲乃陈源，即与鲁迅打笔仗的作家、翻译家陈西莹之妹。婚后，生子竺松。一家数口，嗷嗷待哺。

最艰难的1942年，竺可桢发高烧，拉肚子，生疹子，手脚冻伤；陈汲和竺梅、竺松也先后生病。竺可桢每天的早餐是一碗稀饭和一小碟盐水蚕豆。最艰难时，他不得不将早年购置的皮大衣卖了补贴家用。

令人感动的是，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竺可桢表现出的知识份子的清廉与敬业：据詹英先生回忆，1940年底，友人介绍他到浙大任讲师。当天正值大年初一，詹英以为竺可桢不会来上班。但当他来到校本部时，竺可桢一个人正在忙碌。在竺的办公桌上，有两种信封和稿纸，如系公事，就用公家的，如系私事，就用私人的。

【湄潭浙大纪念馆内蜡像，描绘的是苏步青一家的生活】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