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学术天地/民国时期故宫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与出版
故宫博物院从建立起，就履行着保管宫殿建筑、历史文物和图书档案，以及整理研究和陈列展览等职责。然而在创建初期，正值民国乱世，各项工作屡经坎坷。
1924年11月20日，被称为“故宫博物院之第一步”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面对段祺瑞政府的阻挠与清室遗老和王公旧臣的压力，通过了《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同时成立了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聘请易培基为筹备会主任，开始筹组图书馆、博物馆的工作。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清宫大部分殿堂的物品得到了初步点查，并由善后委员会编集出版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为皇宫向博物馆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内战，政局的混乱，以及经费的困难，使得创立初期的故宫博物院常常处于紧张与动荡之中。尽管如此，在临时董事会与临时理事会的主持与推动下，院属各馆处的工作初步开展起来。
图书馆初分图书、文献两部，负责院藏图书、档案及部分典章文物的保管。图书部提取散置于各宫殿内的皇家藏书，集中存放于寿安宫，进行分类编目后，设专库庋藏，并逐步开放阅览。文献部辟外东路宁寿宫一带为陈列室，提取寿安宫所藏清代庙堂乐器及升平署剧本等文物陈列。集中内务府档案、宗人府玉牒等分存各处的档案文献，置于南三所一带。由于宫中所藏档案文献一向密不示人，所以不久便收获极大，发现大量珍贵史料。1926年1月，与国务院交涉，收回清代军机处档案，移至大高殿整理编目。1929年3月，改图书馆掌故部为文献馆，继续整理、编目、出版宫内各处旧存档案。
1931年3月10日，故宫印刷所成立，编辑出版也同时得到发展。1931年3月，故宫印刷所以神武门外东朝房（今已拆除）为厂址，内设珂罗版、凹版、铜版、石印、铅印、彩印、照相等部。编辑出版了《史料旬刊》、《文献丛编》、《清代文字狱档》、《清太祖实录》、《清三藩史料》、《乾隆舆地全图》等大批档案和书刊，在当时均为一流水平。
沦陷期间，在故宫博物院留守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和古建筑并未受损。但太庙图书分馆的52种图书杂志和本院部分铜、铁缸却遭到了日寇的劫掠，各项业务工作均处于维持状态。图书馆除了整理由各处提集的图书外，还开始了院藏图书的《图书总目》的编纂。文献馆继续进行内阁大库等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工作。
1948年以后，由于国内战争的扩大，引起了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故宫博物院由于各项经费困难，工作又进入了维持状态。在刊印出版方面，并未恢复抗战以来停止的编印工作，只是维持发售旧存的刊物。
尽管民国时期局势动荡，故宫同人仍编辑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刊物和书籍。兹将此期出版的明清档案按类别和年代分溯如下。
一、 档案汇编
（一）综合性汇编
汇纂之作，首为《掌故丛编》。鉴于清代掌故成书极少，掌故部决定选辑各种重要史料，每月编印《掌故丛编》一册，自1928年1月出版第一辑，以后每月持续编印。每辑按专题刊发，内容连载，选自清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及军机处档案等。计有清帝谕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仁宗遇刺案，年羹尧、鄂尔泰奏折，英使马嘎尔尼来聘案，以及王锡侯字贯案，王沅爱竹轩诗案，太平天国文件、禁书目录，西征随笔等。（注1）1929年10月，掌故部独立为文献部，已出版十辑的《掌故丛编》遂改称为《文献丛编》。
从1930到1943年，《文献丛编》共出版了46辑。先后整理发表的史料有苏州织造李煦奏折，康熙朱笔谕旨，康熙与罗马使节文书，雍正朝关税史料，雍正朝文字狱，圆明园史料，修建京师大学堂史料，俄罗斯档，乾隆朝文字狱，乾隆朝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荷兰国交聘案，英吉利交聘案，鸦片战争之中英交涉史料，英法联军战役之中英、中法交涉事件史料，太平天国史料，教案史料，徐锡麟革命史料，秋瑾女士亲笔告国人书，台湾风俗图等。从总体来说，《文献丛编》汇集了大量珍贵的清代档案史料，为《筹办夷务始末》等书所缺收，对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宗教等极具参考价值，至今仍为清史研究的必读之作。其不足之处在于很多专题之下所辑史料明显缺遗，各辑所录史料不列目录，也不附索引，以致寻检不便。（注2）
图1 筹办夷务始末
另一有影响的综合性汇编是《史料旬刊》，自民国十九至二十年（1930—1931年）出版了40期。因本院文献馆所藏各种档案，多属有清一代之重要史料。其中凡可以单行成书或类聚多数文件加以系统整理者，已就其性质类别分别编印《文献丛编》及《丛书》行世。然贮藏浩繁，整理需时，仅恃两种刊物发表，唯恐时日稽迟，不足以餍海内学者之渴望，特加出《史料旬刊》一种，以辅《丛编》之不及。凡属有关文献，可依考证者，随时发见，即行刊布，片鳞只爪兼容并纳。虽与《文献丛编》并行，而体裁各异。（注3）《史料旬刊》先后选编发表的档案有俄罗斯国喇嘛学生案，雍正安南勘界案，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道光朝外洋通商案，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割辫案，朱三太子案，嘉庆诛和珅案，台湾黄教案，河南青阳教案，道光朝关税案，道光朝留中密奏等。保存了大量关于清代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珍贵档案，而以外交和宗教方面的内容居多。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中不乏时人所不知的机密文件，有助于后人考证一些事件的具体过程，大大丰富了清史的有关内容，也是研究清史的必读之作。《史料旬刊》的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完整的刊印计划，有些零碎拼凑的档案史料有其片面性。这正反映当时整理一批即公布一批的作法。
（二）专项汇编
1937年编印出版的《苏州织造李煦奏折》。李煦奏折旧藏宫中懋勤殿，起康熙三十二年迄五十八年（1693—1719年），凡290件，为康熙朱批缴回之数量较多者。李氏以内务府员司，出任织造，所奏之事多有关地方政务，旁及晴雨粮价，社会风俗等，不尽属职权之内事。盖因清代“织造”例简内府亲信充之，借以侦刺地方官民之情伪。李煦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妻兄,其奏折反映了康熙时期江南地区政治、经济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还可作为曹雪芹家世的参考资料。所收各件先由《文献丛编》陆续发表，拟汇印为专刊二册，实际只出版第一册。（注4）
（三）专题汇编
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编辑出版的《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列为《故宫丛刊》第二种。包括《康有为请庄士敦代奏游说经过函》、《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条陈三事折》等9件，另附录8件。
1932年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系清代雍正、乾隆两朝65起文字狱的源文件汇编。材料出自军机处档、宫中所存剿回朱批奏折以及《实录》、《圣训》等书。包括雍正、乾隆谕旨、办案诸臣奏折及案犯供状等，皆直录原文。每一狱之谕折，少者三、五件，多则或至数十、百件不等。编印时逐件于标题下注明出处，对各案中缺收之档亦一一标明。所收各档，依各案时间先后及材料顺序归类，分作9辑排列，共有500余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注5）1986年，上海书店将所出9辑合为2册，作为《清代历史资料丛刊》之一种影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