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学术天地/民国时期故宫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与出版(3)

图7  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

　　1936年，编印了《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书中将顺治朝至光绪朝清代各部院衙门及臣工关于报销或例应造报之事的黄册6600余册，参照会典，依各册之性质，别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在京各衙门黄册合并分类。各类之下，再分子目，自1至15类不等，按年排比，共有51类、124目。（注18）

图8  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

　　联合目录方面，有1947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书中收录汉文黄册共17000余册，其中，故宫博物院文献馆7000余册，北京大学7000余册，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余册。（注19）
　　《清军机处档案目录》一书，前为清军机处档册总目，后为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档册目录。所有档册折包共庋49架，凡档册7969本、折包3535包，约80余万件。（注20）

 

图9、图10 清军机处档案目录

 　　舆图目录，有1936年编印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分类大致参照《萝图荟萃》旧目略加损益，别为舆地、都城宫苑、风土、江海、河渠、武功、巡幸、名胜、瑞应、效贡、寺庙、山陵、风水等十三类，并附图目一类于后。（注21）

 

图11、图12 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

 　　为已刊档案集编制的索引有《史料旬刊目录索引》，但仅编至24期，且只能从单一角度检索。

四、档案影印

　　明代档案的影印本只有两种：《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和《朝鲜国王来书》（崇德七、八年分）。前者二册：一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鲜王李昖卒中国遣使赐祭事；一为天启元年（1621年）熹宗登极颁诏朝鲜事，与明人严从简著《殊域周谘录》可互资参证。原件字体隽秀，但伪误时出，文意亦颇有费解处，便将“赐祭”仪轨分期发表于《文献丛编》，颁诏仪轨则刊行专册，款式俱依原书，以存真相。（注22）后者为清内阁大库所藏盛京汉文旧档之一。（注23）
　　清代史料影印本之最大者，为1929—1930年间影印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所据底本分别是清咸丰六年（1856年）、同治六年（1867年）和光绪六年（1880年）内府抄本。编者认为，夷务之兴，始自道光朝，而办理得失全在奏章。于是，将当时有关对外交涉的档案，如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僚奏章，以及中外往来照会、书札等汇为一编，以资异时之考证。三朝共辑史料万余件，多是当时的机密资料，有不少为《实录》、《圣训》所阙载，编成后藏之宫中，从未刊行。皇帝在奏文中的批语、批注、圈点、勒抹等也都保存原貌，这些对研究清统治者的见解主张、历史事件的内幕等极有价值。（注24）本书在编纂中形成一些缺陷，如所有文件均无标题，对原文时而加以删节而使原文不全，给后人研究史实造成困难；删去各地官吏进呈奏折的原奏发出日期而造成时间上的模糊混乱等等，这些在影印时均未作任何加工，只将版面缩小而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1964年，中华书局对道、咸二朝《筹办夷务始末》加以整理、排印，通加标点，并为所有文件加了标题，加编了折片索引、上谕廷寄索引等，才有所改善。（注25）但总起来说，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其内容的丰富和珍贵性，被研究者视作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至今仍是了解和研究1836至1875年40年间中外关系的基本史源。
　　1932年整理内阁实录库档案时，出版清太祖实录两种。先发现《太祖高皇帝实录》，为乾隆四年（1739年）纂修之本，当即排印出版；继而发现《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十卷》，为崇德元年纂修之本，与前本互校，文句颇有出入，又据清咸丰年内府刻本印行。清太祖实录曾于崇德、康熙、雍正至乾隆三次修撰,为神化、美化其祖先，三朝一再对该实录进行修改,删去不少具体内容,并且将《太祖武皇帝实录》改为《太祖高皇帝实录》，所以此实录是清太祖实录各种版本中最早和史料价值更高的一种。此书内容主要依据满文老档，满文老档最早的记事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而此实录记事则开始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比现存满文老档早24年。它比较完整、准确地记载了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生的活动,保存着清王朝崛起之初的许多重要史料，其中包括一些女真民族的风俗习尚及他们与明王朝的真实关系等记载。（注26）
　　1935年，据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武英殿刻本排印了清雍正钦定撰录的《名教罪人》，列为《文献丛书》第二种。雍正四年(1726年)，清世宗以翰林院编修钱名世赠诗谄媚年羹尧有玷名教,亲书“名教罪人”，命作扁额，悬挂于钱名世家门,并下令在京大小臣工由科道出身者，均写诗歌以刺其恶，随后刻诗成集，名之曰《名教罪人》。正文载有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所发上谕及序言, 并收录自协理大学士徐元梦以下大小臣工所作诗歌385篇。由于原书传世极少,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将从懋勤殿档箱中发现的4册书籍合订为1册，全文翻印出版。（注27）
　　同年，将宝应刘氏藏本《多尔衮摄政日记》和《司道职名册》排印出版。前者系清李若琳记述，为清内阁大库旧物，宣统年间清理库档流落于外后归刘氏。原册记事起五月二十九日迄七月初九日而不纪年，因其中有闰六月，检勘历书及实录，知为顺治二年事。原书初无题名，每日记事后均书记者衔名，与清代起居注体例略同，刘氏于其所录副册题曰《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而清代起居注康熙年间开始设馆，当时尚无其制，故刊行时改题曰《多尔衮摄政日记》。《司道职名册》计分北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江南、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各地方，每司道衔名下皆注某年某月升授或改授字样。早者为顺治五年（1648年），晚者为九年（1652年）。两书合刊列为《文献丛书》第十五种，以供研究清史者参考。（注28）
　　1937年，影印了清咸丰元年（1851年）内阁学士载龄、文启合撰的《批本处现行事宜》。批本处隶属内阁，而直庐则在乾清宫西庑，初名红本房，乾隆中叶改称批本处。书中所举事例以道、咸两朝为多，至同光以来，虽屡有增补，但仅粘浮签，未缮清本。照原式影印，籍以存真。（注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