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虽然很重要,但是想让人们死心塌地地跟随红军冲锋陷阵,只靠轰轰烈烈的标语口号和苦口婆心的劝说是远远不够的。革命是现实的,战争也是现实的,能吸引民众去当红军的,恐怕也只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1、“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红军长征所走过的应该说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吃饭穿衣对贫苦人来说是头等大事。谁能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足以让他们感恩戴德并为其卖命。因此,长征途中扩红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打土豪”分粮食分食盐甚至分财产。
红军所过之处,农民贫苦到何种程度呢?
当时的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回忆说:“贵州到处种植鸦片,人们吸毒成瘾,变得痴呆,丧失劳动能力。他们住的是用泥土和茅草、木板条盖的房子,屋顶盖着稻草,男人只在下身系一根遮羞的布带,有些少女连这样的布带都没有,赤条条地在地里干活,当地农民几乎都是赤贫如洗。”(《莫文骅回忆录》)据谭友林,在贵州黔大毕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子‘羊毛擀毡子,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作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群众饿饭是常事。”这种情况不仅贵州地区有,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普遍,据原红一军团的肖锋日记记载:“数天来全在苗胞地区活动,苗民很穷,没有衣服穿,一家人只有一两条裤子,谁出去谁穿。” (《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35)
哪里有穷人,哪里就有红军需要的兵源。红军所到之处,都在打土豪斗地主,将其财产据为己有。而其为了扩大影响并吸引民众参加红军,其在长征中不断“没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一切财产,除了红军必须品外,尽量的发给群众,并号召群众自动手去没收。”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群众成为红军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也因其亲自参与没收豪绅财产而与红军捆绑。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非常有利于红军有效扩充兵员。
老百姓对分财产很感兴趣,在湖南白石渡,“忽然听到有人说在街上分某大土豪的东西,群众们真是高兴欲狂了。过去人们要哀求恭拜的土豪,现在竟可无代价地分他的东西了。于是做工的、耕田的、担挑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从各家各户一致争先恐后的向那个土豪家里去了。顿时满街上挤得人山人海,一下子一批一批的群众从土豪家里拿了东西出来了,拿的拿衣服,担的担谷子,搬的搬家具……嘻嘻笑笑的回家去了,个个都很高兴的谈着:红军真好,打土豪发东西给我们,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小朋《粤汉路旁》,《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P163)
有饭吃有衣穿,在当时足以让贫苦人泪流满面,对红军感恩戴德。据谭友林回忆说:“1936年2月14日,我们在大定停车坝……打土豪劣绅的办法是,先由群众提出应打的名单,经工作队或拥护红军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张贴告示,将其压迫群众的罪行公诸于众,将其财物没收分给贫苦群众。全县热火朝天,许多小伙子、大姑娘,第一次穿上新衣新褥,感动得泪流满面。短时间内,我们在大定县打土豪分财物,没收粮食5000余石(约50万斤),银洋50余万元,物资折款70余万银洋,鸦片(烟土)2000挑。群众分到了财物,由衷地感谢红军,主动给红军领路,挖土豪转移的粮食和私藏的枪支。” (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案(第三卷)》)
正是以此为背景,在这些地区开展扩红时才会非常顺利。据谭友林回忆“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许多青年人想,与其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想明天,国民党军队来了,还得躲东藏西,不如跟红军走。就这样,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当时还有一支《红军政策歌》:“上等人差我钱,中农其照闲,贫农跟我走,每月有几块钱。”这足以说明吃穿钱财才是当时红军吸引民众当兵的最主要方式。(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桉(第三卷)》,中央党史出版社)
类似的情况在长征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比如红军到会泽时,“拘捕了县长杨茂章、县府秘书张则古和大绅士刘盛基等开全城大会处决。……城内城外所有……做过官、收租吃饭,有钱有势的人家,均被分头检查。仅刘盛基家就搜出皮箱几十口,银锭花钱压垮了柜台。还搜出四箱枪弹。红军搜出现金二十万元左右,分散了一些给穷人;衣服分给老百姓;打开仓库让老百姓背粮食。红军还收缴了县府三百多枪支,子弹两万多发。城乡内外,去了一千多人参加红军。”(安思溥《滇军第三纵队追堵红军的过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P34)老红军肖瑞林的扩红方法也很简单:“他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一席话:‘你们本身都是穷人,红军就是为穷人的,可是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行,大家一起干才行,你们要是不参加,以后还要受压迫。红军吃的好,穿的好……’这么一说一唱,一转身的功夫,就有七八个人跟着肖瑞林来了。”(《老红军肖瑞林忆"扩红"经历》)
被红军监禁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回忆说:“一次,我们听到他们在征收新兵。问:‘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答:‘因为我们在家吃不饱饭。’问话是千篇一律,答者也几乎是异口同声。”(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P77)
由此可见,民众想当红军,更多的是因为能吃饱饭,能有钱花,能不再饿肚子,至于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那是后话。
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财产,是最受群众欢迎的。
2、高工钱、免费抽鸦片让民夫乐于为红军服务除了有饭吃有衣穿之外,能吸引一些民众为红军服务当挑伕、船夫的,是红军在特殊情况下能付给这些服务人员较高的工钱,并在需要的时候免费提供鸦片供他们享用。
据陈云1935年秋假托一名被俘国军军医之名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