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如何扩充兵员？(4)

红军在其下发的中央文件中明确说明，发动群众的策略之一就是“吸引城市智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红军之友社，或反帝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很多地方都会邀请一些对红军态度较为友好的社会名流、开明绅士等，利用他们在民间的声望帮助扩红，比宣传人员跟民众讲革命大道理有效得多。

最有名的是周素园，“1936年2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毕节，在那里休整扩红。红军组织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当地有位开明绅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政府任过职。……红军来到毕节前，国民党专员叫他一起逃跑，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门拜访……红军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当地的声望，振臂一呼，几天就发展了1000人，跟红军北上。”（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另外，直接收编地方武装，对于红军作战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地方武装有作战经历，且有武器，对其进行训练也容易得多，因此红军是乐于这么做的。

首先是对中共自己的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的收编，比如“安乐游击队，是红九军团伤员杨于君同志在瓢儿井煤矿上发展起来的，共有80多人，‘扩红’时全部参加了红军。毕节的抗日救国军第2支队周质夫部编入了6军团18师52团，另一部分组成了6军团16师的1个新兵团。20多天，2、6军团在黔大毕共扩充了5000多人，仅我们师在大定就扩充千余人补充了13团、15团．还新组建了1个14团。”（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2、6军团长征片段》，《长征档案（第三卷）》，中央党史出版社）

其次是对活动在民间的帮会力量的收编。比如当时的“黔东‘神兵’首领向黎民就率50余‘神兵’兄弟走出深山投奔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后将其中的40余人编入教导师特务连。”（邵雍《秘密社会与中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P301）同时中共中央在文件中也指明发动群众的策略之一就是“争取哥老会等秘密会社中被欺骗的贫苦的分子，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其领袖。”（《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P448）

6、兵源不足，抽鸦片者也被允许参加红军，“供给部准备了鸦片”，然后慢慢戒烟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扩红时，遇到了鸦片的问题。萧克说：“那里遍地都种鸦片，老百姓抽鸦片的很多。……民较普遍地受到烟毒，小孩患个伤风感冒，就用鸦片烟一喷，所以十多岁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鸦片烟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抽鸦片的准不准当兵？我们在江西时，说抽鸦片的是流氓，当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鸦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办。好吧，只要是青年农民，愿意参军的就要。因此补的新兵多数都抽鸦片。红军可以抽鸦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为了动员他们戒烟，供给部准备了鸦片，定量发烟；同时讲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后逐渐减少发烟量，最后以蒸馏水溶化硫苦，静脉注射，个把月就戒了。这项工作是我军团卫生部长戴震华同志搞的。”（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

同时，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也开始规定允许抽鸦片者当红军了：“在游击队中即使吸烟的也要发动他们来参加，并且欢迎他们加入红军，加入红军以后在新兵营连中再领导他们戒烟后正式入伍。”（《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193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P448）

由此可见，兵员缺乏使得最高领导层不得不在原则性问题上做出一定的妥协。

三、民众选择当红军的心态很复杂

其实，在参加红军的众多贫困者中，有不少人并不是被红军的革命宣传或者利益许诺所诱惑，促使他们当红军的要么来自当地军阀，要么来自豪绅的威逼，甚至有人当红军是为了逃婚……

1、民团军纪差，“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

在诸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宣传中，几乎所有人都会提及红军军纪严明，不侵犯百姓利益，多以公平买卖、拿别人的东西一定付钱等来做出说明，但实际情况恐怕并不如宣传和回忆录中写的那么好。但国军军纪的差却反而衬托了红军军纪总体上还不错。1935年3月《四川省府为红军尚无骚扰惟民团躁躏不堪转访查禁训令》就国共双方的军纪做了对比：“惟近据叙永南各属人士私函及新自各本县到省者，多方此次赤匪经过尚无骚扰，惟当地团队衔县府命令封仓拉夫，集中粮食，蹂躏不堪。有粮食惨被挑完一家立断生活者，有谷仓已被封禁不准动卖仍勒期追剿两年粮税者，有粮食已被挑完而犹疑其尚有藏匿惨被吊拷者，有的团队差队私进苞苴封仓挑谷拉夫均可豁免者，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之象。”

这就让很多人因为对民团不满而参加红军，比如据肖锋回忆：“1935年4月15日，红二团在贵阳附近扩红八十多人。有两个雇工被薛、吴匪军捉去带路，打了个半死，逃出来当红军。”

相对而言红军军纪要好很多，这可从蒋介石发给刘湘、潘文华的电文中看出：“据报，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埋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骗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国民党将领看长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P231）

2、土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诈农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说：“湘南农民之所以愿接受共党宣传者，半由于共党之活动，半由于当地土豪劣绅平日欺压农民之故。昔年朱毛退出湘南时，当地土豪回乡以后，以搜共为名，敲诈农民，因此农民以冤报冤，甚之农民有如此痛恨者，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伕子云：‘前几天我们街上早在传说红军要来了，我们村上前五年受那个李区长害的三十余家，就秘密商量，陷中监视李区长的行动。前天早晨团防退出文明司时，这二十余家百余男女即在离镇二十余里之某村中，捉获李区长，当日上午十二点钟即把李区长送到红军司令部，而且还领了一连红军上山搜出团防的长短枪二十余枝。现在这三十余家有五十一个人都当红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