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如何扩充兵员？(3)

“据由管理科长代我招来之伕子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才有一口饭吃，不说别的，像我这样当挑伕，每两天工钱就一元，而且先付十天工资安家。我家里那两个村子上前昨两天即有八十八个人去当红军挑伕了。’湘南农民之相信共党有如此之深，而且不是一处，在湘南以至全州附近渡过湘江时，所过城镇乡村，都是如此。至此而我更深叹剿共之不易矣。”

“赤军进嵩明城及官渡时……赤军立即召集由地方交来之几百伕子、向导开会，即席宣布他们不是南京军而是赤军，并询问伕子是出钱雇来抑系强迫派来当兵差者。众伕子异口同声均称被强迫派来，并言概无工资，家中妻小亦概因本人出外而饿死。赤军当即宣布：‘云南军阀官僚如何使你们吃苦，红军现决全部放你们回家，但如有人愿因为红军伕子者，每日工资五角大洋，先付半月工资安家。’当时十分之九以上之伕子及向导均愿被赤军雇用，只有十余人则要求回家，当由赤军发给每人一元之路费回家。”

“赤军之渡过金沙江……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赤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工人中大部吸鸦片，赤军则命人烧云南鸦片一大锅，随便由工人抽吸不算钱。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并闻渡河以后，共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及几斤鸦片，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赤军有好感而随赤军入川者。”（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刘统《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云文中关于多付工钱和免费提供鸦片的记载可以从很多回忆录中得到证实，比如关于工钱的说法肖锋的日记就曾有过记载：“在绞平渡帮助我军渡江的三十六名船夫，经过九天九夜的紧张工作，终于把全部红军渡过了江，刘总参谋长决定，发给他们每人每天五块现洋，还杀猪宰羊，请他们吃饭。最后，又重奖给每人三十块现洋。船夫们看到红军那么好，很多人都要求跟着红军北上抗日。”（《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75）

由此可见，要想老百姓心甘情愿为其出力，必须给其看得见的现实利益才行。

3、红军强调其工人阶级性质，故每遇到产业工人必想尽办法积极争取

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红军一直强调要增加工人阶级成分，特别是现代产业工人，但由于其活动区域主要在农村，因此其军队中的阶级构成始终是农民为主。在长征途中，每遇到产业工人，必然成为扩红积极争取的对象。

比如1934年11月10日，三军团拿下了宜章，一军团到达了白石渡，正好白石渡正在“建筑铁路……工人的数量在三四千人左右，湘南人占多数。因为本身遭了水灾，又加上军阀的苛捐杂税，弄得很多农民破产，不得不远离他们的家乡，抛下自己的儿女，到这地方来做工。其次北方人也不少，也是由于逃灾来的。……工人就替工头做工，每天工资三毛，天亮起床，一直做到天黑，整整要做十二个钟头。工人有病，工资是没有的，而且医药费也要自己出。……吃的都是一些粗茶淡饭，很少有猪肉吃。工人成天的流着血汗，不但没有钱寄回家去养家眷，连自己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很多工人想回去，但又找不到盘缠，不得已只有忍痛做下去。红军来了，公司里的办事人跑了，剩下一些工人，连饭都找不到吃，工也停下来了。我们立即开了好几个工人群众大会，散发了很多传单，实行对失业工人的救济，散了很多谷米，发了猪肉，发了衣服物件，有些急须回家的还发了路费，并发动他们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工友们的斗争情绪是大大提高了，每天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到街上来，政治部的门口总是挤得水泄不通，很多自动的报名当红军。”（加伦《“干事去！”》，《红军长征记》）

4、吸引大量少数民族参加红军，但途中“陆续回家”，“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在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才能让红军对当地的情况更加了解，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由于少数民族长期与汉人有矛盾，因此如果能巧妙的利用这种关系，便能很快地赢得少数民族民众的支持。

比如当时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王平回忆红军在川西南扩红的情形时说：“红十一团部队经过越西时，汉人和彝民都向红军送状子，互相指控对方。团政治处经过调查，召开群众大会，指出军阀、地主豪绅为了压迫剥削劳苦大众，挑动彝汉群众械斗仇杀，彝汉的贫苦工农都一样受压迫受剥削，应该戳穿坏人的阴谋，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军阀、土豪。这样越西群众更加拥护红军，汉彝青年踊跃要求参加红军。”（《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P102-103）据艾平回忆说：“在两三个钟头内，加入了十一团当红军的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即彝人）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艾平《“倮倮”投军》，《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P357）

但由于生活习惯的问题，少数民族青年很少能在红军中坚持下来：“由于长期过原始散慢的生活，彝民青年参军以后，也不顾红军的组织纪律，行军路上看到小摊贩的东西就拿，我们还得派人跟在后边给人家付钱，赔礼道歉。部队天天行军打仗，对这些彝族战士实在没法管，也没时间管，为减轻部队负担，军团政治部把他们临时接收了过去。后来彝族战士觉得生活不习惯，跟着红军没走多远，许多人都陆续回家了，最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十几个人。”（《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P102-103）

另外，除征召分散的少数民族青年当红军外，红军还直接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独立武装进行收编，使其成为红军队伍，比如对藏族头人马骏武装的收编：“1936年春，我调到独立2师工作。这支部队是丹巴一带的藏族头人马骏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拉起的一支队伍，被总部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2师的番号，任命马骏为师长，我是政治委员，金世柏为副师长，另外还从1、4方面军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到该师部队中担任团政委、副团长、指导员等职。为了便于工作，我们这些汉族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着藏族服装。当时，独2师编有3个团，共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志．有—半是骑兵。他们个个强壮．能驹善射，作战非常勇敢。部队的装备除7500多支步枪外，主要是长矛大刀。担负的任务是以丹巴为中心，东至绥靖，西至夹金山约300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常与国民党部队作战。”（李中权《崎岖的征程》，《长征档桉（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P860）

到达延安的彝族士兵合影。

5、说服有声望的地方绅士帮其扩红，收编游击队和帮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