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史实九则：再谈谁发现了大庆油田(2)

核心提示：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等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包括1955年黄汲清与谢家荣先生在领导普委工作时坚持对松辽盆地的普查，亲自拟定任务书，强调物探工作和钻探工作的重要性。1955年秋，韩景行按照普委的指示，率踏勘组进入松辽盆地普查，对油气远景给予肯定评价。随后地质部勘探队伍进入松辽盆地，1958年在南14井、南17井发现十几米至几十米厚的油砂，为松辽盆地找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重要贡献。黄先生为祖国的石油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因如此，1982年7月国家科委颁布“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名单时，23名获奖者中黄先生名列第二，国家给予了很高的荣誉。从1959年9月松基3井喷油到1982年7月公布颁奖名单只有23年。

何建明于2000年4月24日开始，在天津《今晚报》分80节连载了《“中国石油之父”与大庆油田》[1](以下简称何文)，以大庆油田的发现为主线，用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为读者提供了“概要”的中国“石油纪事”。

一些不了解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的读者误以为，何文恢复了“一件特别重要科学成就的历史真相”[2]。纪实性作品理应真实、严肃地把史实介绍给读者，但何文对一系列重大石油事件的记述严重失实。作为1949年以来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见证人，我们拟就何文涉及的九则中国石油史实予以澄清。

一则：众多老一辈地质家为中国石油事业的贡献都应铭记

关于1995年1月12日黄汲清与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王淦昌和王大珩一起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之事，何文“一、引子”中有一段文字：“..直到他(指黄汲清—本文作者注)临终前的80天，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才将那顶‘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戴在了他的头上。”

我们查阅了1995年1月12日前后的多种报刊，未发现“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对黄汲清先生有“中国石油之父”提法的报道。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在头版刊登颁奖报道和获奖科学家的生平及贡献，宋健和钱伟长讲话均没有这方面内容。

本文作者在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学生时期，都曾直接或间接受教于黄先生。在我们从事石油地质工作的几十年间，与黄先生多有接触，或跟随工作，或聆听报告，或请示汇报，或求教释疑，得益非浅。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连同有关同志，为编辑出版《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3]做了大量协调工作，终于在199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该著作。在编纂该著作过程中，我们系统、全面地了解了黄先生的理论、实践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既深知黄先生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学术贡献，也了解到与黄先生同一年代或稍早一代前辈地质家的贡献。

黄汲清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认真求实，既坚持原则，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学识渊博，理论基础雄厚，一贯注重野外调查，坚持实践第一，在生物地层学、区域地层学、大地构造学和石油地质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从1936年开始，黄先生就重视油气的考查和研究。20世纪30～40年代，他多次组织队伍并亲自参加四川盆地石油普查的野外工作，发现和协助勘探隆昌圣灯山气田，组织领导威远地区地质构造详查，以一流1964年发现威远气田奠定了基础。

1937年4月黄先生代理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曾遴选孙健初与聘请的美国专家韦勒(WellerJM)和萨顿(SuttonFA)组成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共同开展陕、甘、青地区石油普查工作。有了试探队野外考察报告《中国西北甘肃和青海省地质考察报告》的结论“甘肃西北部有石油存在”，才有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筹备处的正式成立，才有1938年孙健初先生再被翁文灏派往玉门详查，也才有1939年老君庙油田的发现。黄先生称[3]：在抗战期间我们对老君庙油田的勘探和开发就是从这个报告起步的”。

1942年，受资源委员会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委派，黄先生组织石油地质调查队赴新疆进行石油调查(1942年11月3日开始，1943年5月结束野外工作)，他1943年秋撰写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明确提出陆相生油和多期生油假说，与潘钟祥先生异地而几乎同时在石油地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

1953年开始，黄先生参与了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先生主编的《全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1∶800万)》及其说明书的部分编制工作，把中国大陆划分为五级远景区。

1954年黄先生任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常务委员。从1955年起，普委的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查，自此，黄先生带领普委一班人夜以继日地工作，取得了我国石油地质普查的历史性成就。1955年，在地质部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除西部明显的大盆地外，黄先生特别强调鄂尔多斯、四川、华北和松辽四大地区为有含油远景区。会议结束后，黄先生与谢家荣一道专门提出松辽平原的找油工作及其方向和工作方法，坚持当年部署普查勘探工作，随后又亲自前往各普查队指导；同时他还明确提出鄂尔多斯地台西缘庆阳、环县一带应进行重点工作。在黄先生主持普委领导工作期间，他以全部精力和智慧投身于石油地质普查，他的工作为大庆油田和长庆油田的发现打下了基础。1956年秋，普委改组为地质部石油地质局，黄先生任总工程师，同年11月至1957年2月，他主持和指导了1∶300万《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的编制工作。1957年冬黄先生辞去总工程师职务。

此后的几十年间，黄先生仍以顾问身份不时向石油部、地质部献计献策，并多次强调塔里木盆地的重要性，十分关心石油事业。1984年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石油资源座谈会上，他提出了20多种可能的油气藏类型，后来的勘探基本验证了其设想。更难能可贵的是，1991年他已八秩有七，还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议上提出以开发塔里木盆地石油为重点的建新疆经济特区的建议。

但是，在黄先生之前和之后，许多老一辈地质家为中国石油事业也做过很多工作，尤其是翁文灏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奠基有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