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史实九则：再谈谁发现了大庆油田(3)

对此，黄汲清先生自己就有述及[4]：“早在30年代初，他(指翁文灏—本文作者注)就注意到在中国境内寻找石油和如何发现油田问题。首先，继美国工程师马栋臣和王国栋之后，他于1933年派王竹泉和潘钟祥去陕北肤施、延长等地研究石油地质(实际上翁1923年即派王竹泉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本文作者注)，布置钻孔，并由孙越崎主持、派严爽等实施钻探，但没有获得油流(实际在钻的7口井中，2口井获商业油流，5口井获1t以下产量，经过压裂可达商业产能—本文作者注)。1935年他派潘钟祥去四川巴县石油沟勘定探油井位，并设立四川石油勘探处，统一四川盆地之石油天然气勘探工作。1938年他派孙健初和严爽去甘肃玉门老君庙研究石油地质，测绘地质详图，布置钻孔，进行钻探，果然获得大量油流。因而组成了玉门石油局，大力开采，年产量达20多万吨。这是中国人开发的第一个油田，翁文灏从发起勘探到领导，厥功甚伟。1941年他派黄汲清等去甘肃、青海进行石油普查，1942～1943年他再派黄汲清、杨钟健、程裕淇等去新疆进行石油普查并详细勘测了独山子油田的地层和构造。所以30～40年代，翁文灏对开展中国的石油普查、勘探以及生产、营运是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

翁文灏先生对我国地球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已收集到的有关学术著作就有200多篇。他1921年同谢家荣去玉门石油河一带调查过石油。20世纪30年代，翁去浙江长兴煤矿调查油苗，因车祸未果。在翁主持下，1933年9月成立四川石油勘探处；1938年6月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负责玉门油矿的勘探工作；1941年3月成立隶属资源委员会的甘肃油矿局。在翁先生的组织领导下，通过孙健初先生和孙越崎先生的卓越工作，玉门油田得以发现并在抗战时期克服重重困难而开发，他们是对我国油田开发事业奠基有重大贡献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在1955年之前对中国石油事业的奠基和发展有贡献的还有：1928年，地质学家张人鉴到玉门调查，采集到油样化验，证明油质甚好。1928年，李四光用力学的观点进行大地究，划分出新华夏系的3个沉降带(第二沉降带即包括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等)。谢家荣版了《石油》、1935年发表了《中国之石油》。1941年，潘钟祥在美国提出陆相生油说。1948年，翁文波运用煤炭定碳比高低所反映变质程度的高低，提出我国含油有利带。1950年，李春昱著有《从地质构造看中国石油》，指出“华北平原之下有生油的可能”。1952年，张文佑根据断块、深大断裂理论，提出凹中隆可产生储油构造。1955年，侯德封在《地质知识》当年的第4期上发表《目前我国石油地质工作中基本问题》，重点论述沉积相带与生储油的关系。这些前辈地质家对中国石油地质科学都有重要贡献。此外，王尚文、陈贲、李德生、田在艺等在陆相生油方面也发表过文章。

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和发展凝聚着众多老一辈地质家的心血和贡献，其中黄先生的重要贡献我们是铭记在心的。

二则：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

何文在“一、引子”一、中写道：”“..然而，那个真正用自己的科学理论亲手在松辽盆地布下那决定性的普查与勘探钻井任务的科学大师(指黄汲清—本文作者注)，却因历史与人为的因素而久久地被淹没了35年，在七、‘悬案’之源”中称“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在其它文字中多次提到黄先生“是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是大庆油田真正的发现者”等。

关于1955年前中国地质工作者在中国东部找油的问题，黄先生写过[3]：“不少中国地质工作者在1955年以前，甚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对在中国东部，特别在东部平原地区寻找石油都提过自己的意见。..”在依次列举了翁文波、李春昱、孙健初、谢家荣、李四光等在20世纪40年代至1954年与此有关的论述[3]后，他继续写道“总起来说：，上述专家们的见解，不论是载在已出版的文章中，还是在打印文件中，在1955年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没有认真查阅有关文件和资料，这是我自己的过失。”由此可见，黄先生是一位虚若怀谷、学风严谨的学者，他十分肯定其他地质家的工作。

根据地学理论对盆地含油气远景的评价和预测，对确定一个大型沉积盆地的找油大方向是重要的，但对确定具体勘探目标是不够的。在盆地勘探初期，勘探工作者总是在一般理论指导下，通过大量实践，在失败与成功的交替中反复认识、总结，才能逐步认识地质规律并发现油田。一个油田的发现，从选区、选带到选定井位，要经过普查、详查等多个环节，要采用重、磁、电法和地震等多种勘探技术，要进行钻探、取心、录井和测试等，最终要探明储量，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延误油田的发现。因此，一个油田的发现，特别是一个大油田的发现，是集体智慧和多方有机协作的结果。不同的人，在不同勘探阶段和各自技术领域做出的不同贡献都应肯定和给予高度评价。

大庆油田的发现，是地质部、石油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等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包括1955年黄汲清与谢家荣先生在领导普委工作时坚持对松辽盆地的普查，亲自拟定任务书，强调物探工作和钻探工作的重要性。1955年秋，韩景行按照普委的指示，率踏勘组进入松辽盆地普查，对油气远景给予肯定评价。随后地质部勘探队伍进入松辽盆地，1958年在南14井、南17井发现十几米至几十米厚的油砂，为松辽盆地找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重要贡献。

何文在“四十二、踏勘报告摘要”：中说[1]“1958年4月，石油部的勘探队伍开始投入工作。”但实际上从1953年开始，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在松辽盆地及其边缘已进行石油调查研究工作。1953年1～4月，宗丕声等在尚志县进行了3次油苗调查，同年6月邱振馨等再次前往调查；1954年，张传淦等调查阜新、北票油苗，沈乐三等调查阜新盆地油气情况，陈良鹤、杨惠民等组成的油苗二队对松辽盆地的油苗进行4个多月的调查，唐祖奎、姚国范等进行依兰县达连河地区油页岩调查[5]。调查发现的众多油气显示，是决策在东北地区进一步开展石油地质勘探的重要依据。1957年3月开始，邱中建等7人组成的116队对松辽盆地进行油气地质综合研究，踏勘足迹遍布东三省，1958年2月提交的地质总结报告中提出了6点结论和建议，肯定松辽平原“是一个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的地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