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堂：中国传统民居的核心空间

中国传统民居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建筑形式。中国民居院落式布局、前堂后室的形式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尽管历史上建筑材料有所变化、建筑形式也有所变化，尽管厅堂本身的建筑形式随历史发展和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厅堂作为民居建筑中心活动空间的模式，却始终没有改变。本章节以泛谈传统民居一般特征的形式，将中国民居的文化背景作一介绍，以期对于了解厅堂有所帮助。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封建社会人们所信仰的宗法性宗教，事实上主要是社会等级观念。这种社会哲学始终支配着中国封建的家庭制度，中国封建的社会秩序也正是依靠这种观念来维持的。这也是旧时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控制的原则。中国传统民居正堂中摆放的供奉牌位上就写着：“地天君亲师”等级，也就是“名分”，是儒教的中心思想，它给予每一个人以一定的社会地位，每一个家庭以一定的社会地位，每一种职业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名”即“名称”、“名义”，“分”即“本分”、“义务”。所以儒教也被称为名教。一个名就是一个头衔，给予某人在社会上以特定的地位，并明确这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没有名，就没有一个特定的社会关系，人们就不知道自已的“分”，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责任，人们就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儒家的观点认为，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已的地位，并使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地位相称，社会秩序就有了保障。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民居以建筑的形式来表现出社会的等级观念，厅堂则是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  

家庭是伦理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如何体现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那么民居就以建筑形式生动地予以体现。光自己家有了伦理关系还不行，还要与别人家形成相适应的关系。在门挂匾，给自己的宅院起一个名称就是这一原因。过去的民居，许多都挂有匾额，如果匾额上写的是“化被草木”、“勤政爱民”，那这就绝对不是平民百姓，因为只有当官的人才会说“为民服务”的话。如果楹联是“诗书继世、忠厚传家”，“书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万世耕”，那一定是科举出身的文官。标榜自己，在门面上透出一点高贵、威严是人们都喜爱的一种手法。状元府弟，当然要挂一块“状元及弟”的四字匾，进士出身的也要挂上“进士弟”三个字，当然在乡间即使是现在也不难找到旧时的“大夫弟”门匾。即使是举人出身也可以悬上“文魁”二字。还有人做过外任地方官，离任后当地乡绅商贾送的“清廉方正”、“爱民如子”之类的颂德匾也要带回来，挂在自己家正匾的左右两侧。不仅门口要挂匾，民居的厅堂更是要挂匾，这是因为中国人向有好名的习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厅堂是一家的中心空间，既然如此重要，自然要给其取上一个雅训的名号了。这名号，就是堂号。堂号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宗亲色彩与精神凝聚力量。建筑堂号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姓氏堂号，还有一种是自立堂号。汉族的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专有的堂号，如李姓的“陇西堂”，王姓的“太原堂”，朱姓的“紫阳堂”，郑姓的“荥阳堂”，姜姓的“东齐堂”，孙姓的“兵法堂”等。姓氏堂号用于家庭厅堂、家谱名称等，是中国人重名心理的反映。但民居中更多使用的是自立堂号。自立堂号的来源都是房主人大动一番脑筋后才取得的。常见的有来源典故的堂号，用来赞美先祖的道德懿行。譬如杨姓的“四知堂”就是一例。除了这种赞美先祖的堂号外，还有训勉后人，激励家族不断进取的。另外对房主人的姓名、特长等进行引伸而取得堂号，也较常见。  

厅堂不仅是民居中最为宽敞考究的屋子，而且还是家庭活动的重要场所。逢年过节，人们将其用作祭祀列祖列宗的祭堂；遇有红白喜事，则作为举行婚礼的礼堂，或吊孝的灵堂；有客从远方来，就是宴请宾客的客堂；请老秀才给子弟讲学，又成了讲堂；同时更是聚族而居，围炉夜话，商议家族“大政方略”的会堂。正因为这样，给厅堂挂上一块匾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旧时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形的社会，作为社会一分子的家庭亦是如此。作为家庭居住场所的民居也与这一特点相对应，外墙都是封闭的围合。大面积的实墙在民居的外部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封闭的外观有许多功能性的内容，除此之外，也包含实墙物质功能以外的一种内在精神——即蕴藏在形式之中的含义，这便是静谧。实墙使宅内自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空间，形成一种外实内虚的神韵。厚实稳重的外墙，阻隔了外面肩摩毂击、熙来攘往、吆喝叫卖的嘈杂声，而使宅内保持安宁恬静的气氛。厅堂位于与外世隔绝的环境之中，更能表达旧时人们追求“平”与“静”的心态。尽管如此，人们在宅外建高墙或实墙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创造这种气氛，而是为了满足功能上的需求。民居封闭的外墙首先满足了防御上的需要，在平日可以防贼御盗，而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作为公共防御系统的围合高墙，在动乱时可以防御敌人的进攻。福建土楼、广东梅县客家围拢屋、赣南围子、皖南民居、江南台门民居、青海庄巢民居、云南一颗印民居、大理白族民居、丽江纳西族民居、四川合院式民居、北京四合院等等都具有封闭式的外墙。

以正房、倒座、东西厢房围绕中心庭院形式而进行平面布局的四合院，在中国不仅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而分布也十分广泛。由于四合院的代表性，因而被人称为是中国“汉族居民住宅的正宗典型”。目前被认为最早的有几座房屋围绕院子组合的建筑，是距今三千年前的殷商故都宫室遗址。而比较严整的四合院则出现在西周，陕西省岐山县风雏遗址是一座相当完整的四合院，这个由两进院落组成的四合院坐北朝南，平面周边对称布置，在中轴线上依次有影壁、大门、前堂、后堂，还有廊庑环绕四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更加形象地反映出最迟在汉代，完整规制的四合院已经相当普及。

在四川成都出土的画象砖中，其布局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右侧（可能是西侧）是住宅的主要部分，左侧（可能是东侧）则是附属建筑。左右两部分建筑在平面上构成一个方形，四周用院墙围合，院墙的上端，还有人字形的两坡水瓦顶覆盖，类似于花墙顶的形式。右侧主要院落的前部装置有一个栅栏大门，门内又分为前后两个庭院，庭院的四周绕以木构的回廊，前后院之间设置一个中门，中门还是过厅的形式。后院有面阔三间的单檐悬山式房屋，为建筑的“堂”，堂用插在柱内的半拱承托前檐，而梁架是抬梁式结构，堂内有两人盘膝而坐，面对相谈。前后院均有珍禽在嬉戏耍斗。这种“双鹤舞于庭，倡优舞于前”的景况说明汉代富贵人的享受程度。这幅画像砖表现的显然是一贵族大户。左侧部分也分为前后两院，也是各有回廊环绕。前院进深稍浅，院内有厨房、水井、晒衣的木架等。后院中有方形高楼一座，楼高三层，一层设门，楼内有梯可登顶楼，顶楼四周设有小的了望窗口。楼顶为一四柱式屋顶，下饰斗拱，这个高楼，除了望的功能外，可能还是储藏贵重物品的地点。这种高楼的形式与同期坞堡角楼的形式相类似，是防范盗寇进攻的一种防御性建筑。总之，从现在能看到的文物分析，四合院庭周围布置的回廊、在院中设置醮楼、重门厅堂以及室内席地而坐进行宴会，是我国汉代的普遍建筑模式，这些特点中唯一被保留下来并被延续使用的只有厅堂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