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肃反
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肃反
江西肃反最初是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9日的来信中指出AB团在江西有活动。而这时江西地方党组织并没有执行用肃反的这一办法来推动中央来信的贯彻。到1930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在给中央和地方上汇报时虽然说：“赣西南有AB团的大肆活动。”但是，并不认为是“十分巨大”。中央巡视员刘作抚7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说道：“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永新、兴国、永年、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然而，始终没有人注意中央11月来信中还专门强调一点，那就是注意甄别敌人的破坏，不能把敌人和自己人混为一谈，而后肃反运动中特别是毛泽东在1930年10月开展的斗争中，矛头一开始就是对着反对派去的。
早在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就开始布置肃反任务，这是江西肃反的第一个阶段的开始，但是，直到中央巡视员7月22日汇报以后，赣西南的肃反还没有出现高潮，但是，到了1930年8月，突然起了变化，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的介入。毛泽东于该月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成为江西地区党组织和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正是在毛泽东的推动之下，到了1930年9月16日，赣西南特委发布《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号召“全体党员行动起来肃清反革命。”
这次肃反运动的领导者是毛泽东，但是，具体执行者是李文林，然而李文林在10月时就已经看出肃反有扩大化的嫌疑，所以，不准备继续进行肃反运动，可是，毛泽东并不同意，联系到以往李文林的一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表现，毛泽东对李文林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1930年10月4日，红军在吉安城内发现所谓的李文林父亲是地主的一个证据，而这个证据已经被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1987年的《江西党史资料》第一集的364页中给予明确的说明，李文林父亲死于1927年，AB团成立于1927年年初，李文林的父亲不可能在病中和AB团发生联系，更不可能在本人死后的几年中继续“领取AB团经费”。十天以后，也就是10月14日，毛泽东用李文林的这个证据给中央写信，要求扩大肃反的规模。
1930年10月月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的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后来被认为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纲领性的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文件中对反AB团专门做有决议，决议中强调指出：“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改选原有的全部苏维埃，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正是这个扩大化的文件给肃反在第一阶段本来已经准备停止的时候再狠狠加上一鞭，让这匹已经脱缰的野马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接着，11月上旬开始，毛泽东亲自领导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这次肃反的起因就是因为在攻打大城市问题上，军内有分歧，队伍带到吉安城外以后，立刻开始肃反，当时萧克的回忆是，凡是家庭成份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以上的都是肃反对象。这个唯成分论恰恰对应了早于1929年中央指示肃反之前毛泽东就在湘赣边界布置洗党的中的成分论毫无二致。所以，高华把洗党确定为肃反在江西的前兆是有着一定理由和根据的。
1930年10月，在攻打大城市问题上，有些人坚持执行立三路线，而毛泽东则主张放弃对大城市进攻的留恋，这一正确的主张没有得到十分积极的响应，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但是，部队内部抵触情绪还是比较大。当部队离开吉安以后到达宜黄时，开始第一次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展开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对于这次运动，罗荣桓传记组编写的《罗荣桓传》中给予这样的评价：“由于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加之缺乏经验，没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一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 ”这里所说的总前委实际是代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本人在同年也就是1930年8月23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
当时第十师宣传队的小战士王东保不过是十几岁的娃娃，仅仅因为给所谓的AB团分子“帮他们买了半斤花生米和一斤白酒。”就被看作是AB团的同类准备逮捕杀掉，罗荣桓赶到救了出来。军部特务营政委陈志坚打AB团很不得力，就被人看作是AB团，肖华出身兴国，兴国AB团最多，所以，肖华也被看作是AB团。前委规定，“捕人由各团党委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毋须向军党委和前委请示报告。”
萧克回忆他们师里面打AB团的过程是：“军部通知我和张赤男，说十二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了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11月底，已抓了100多人。”从上旬肃反开始到下旬，仅仅一个红十二师就抓了一百多人，而且都是准备杀的。
毛泽东为什么在自己的嫡系部队中大规模开展肃反呢？一个原因是对敌情估计不足，认为敌人扩大进来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反对派的清洗，而后者在肃反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像何笃才这些人是南昌起义的余烬，唯一在他身上发现的“错误”就是他支持朱德，不支持毛泽东，而在红一方面军肃反中，四军中被抓的人数科长以上的干部相当一部分是在四军七大上支持朱德和陈毅的。
曾经是毛泽东在红四军时期的秘书江华在他的回忆录《井冈山斗争时期几事的回忆》中对于毛泽东在七大上落选一事有过一段回忆，他证实一点，那就是毛泽东尽管能力卓越、领导有方，但是，毛泽东本人的独断专行和家长作风不得群众的欢心，红军干部相反则喜欢朱德和陈毅，这点也是导致毛泽东落选的一个主要原因。
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的落选和他以后被王明博古等人整掉完全不同，因为这次选举虽然有着二月来信的基础，但是，整个会议还是按照民主程序进行的，没有打棍子也没有戴帽子，之所以，江华回忆毛泽东落选以后，当其他人都退出会场以后，毛泽东一个人还在不停的吸烟，落落寡欢的情绪溢于言表，烟头扔了一地，最后还是江华提醒他，他才走的。而就这是在这次事件中，两个人一生的荣辱也就决定了，一个是陈毅，一个则是林彪，也是江华回忆，林彪当夜给江华送信坚决支持毛泽东，而陈毅则被毛泽东讥讽为“八面观音”，直到中共九大前夕还被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利用这件事迫使他当众检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又被毛泽东说成“二陈合流”（徐景贤回忆录）。于此我们再联系到红四军内部被杀的这些干部，我们不由得想起那句话：动机支配手段、目的影响结果。同时，我们再联系一下曾经有过历史污点的李韶九和何笃才等人的此起彼伏的天壤之别，有些问题不是更加清楚了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1987年版的第34卷484页上记载了赣西南少共组织在1931年4月向少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反映毛泽东利用肃AB团事件杀害异己者的事情，博古当时对这个事情向中央常委会做了汇报。
下面我们看一段黄克诚和何笃才的对话，来自《黄克诚回忆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