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肃反(2)

“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

何笃才十分肯定毛泽东的才能，其实不仅何笃才一个人这么看，大多数党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如此看的，之所以他们一生跟定毛泽东闹革命尽管以后被毛泽东整过，受了委屈，但是，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比如陈士榘等人还是坚定的认为毛泽东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恩师，主要就是毛泽东的能力，正是毛泽东不凡的能力才使得这些原本一文不名的群众变成缔造共和国的元勋。然而，在毛泽东身上同样也有一样东西和他的能力几乎同时并存和突出，那就是他在用人上的缺点。

上面何笃才已经谈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肃反中最为看重的就是李韶九，李韶九此人，在《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的过去错误的决议》中说：“李韶九同志在１９２８年已经入党，不久后曾在安源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逮捕后虽曾营救了一个同志，但自承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且为敌军起草代邮快件，这表现他在艰危的环境中完全失掉一个工人党员的立场，客观上完全是政治叛变；次之，李韶九同志当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竟与被罚款的商人女儿结婚，这种严重错误最是损害党苏维埃政府特别是肃反工作在群众中的威信；再则李韶九同志在他有钱的时候，又时常向党内滥要钱，这亦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行动。”

萧克在他的《萧克回忆录》中说李韶九：“李韶九这个人的品质是不好的，早年在家乡时，我就知道不少。”然则，这么一个人居然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道理何来呢？在《党史文苑》上，余伯流撰写的《红二十军是怎样解体的》中对于李韶九的被重用说了这样一番话：“经常以‘湖南老乡’讨好总前委领导人。”结合何笃才生前的评论“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我们不难看出李韶九之所以被信用到底理由何在了，而此后的康生、谢富治乃至四人帮这一系列整人的棍子又因何被重用，恐怕从江西肃反用人路线上多少能够找出一些渊源来吧？

而这种用人给毛泽东带来了什么呢？黄克诚说过：“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我们多年以后反思文革也好、反思反右倾运动也罢，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犯的错误是让人诟病最多的地方。

关于江西肃反运动，毛泽东自己在若干年以后有过一个自我评价，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但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1980年12月10日转引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们杀了4500人，但是，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那么，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两段评价肃反的话乃至如可客观、历史的看待的毛泽东的江西肃反呢？

党史在界定江西肃反阶段上，曾经明确的指出：“江西肃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0年二七会议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从1931年4月到1932年初。”毛泽东领导的肃反运动集中表现在第一阶段，特别是宜黄肃反和富田事变这两件事上，毛泽东所说的杀错了人也多指这件事。

然而，多年以来党史中从来没有否定肃反运动本身，只是一再强调肃反运动的扩大化的错误，词连毛泽东之处更是谨小慎微，逄先知等人主编的《毛泽东传》中关于肃反这一段也是一笔带过，没有详尽的描述。我以为这么处理一方面是为尊者讳；另一方面表明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肃反有着一定的必要性。

毛泽东本人是党内最早看出党应该走向何方的少数人之一，他提出的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在当时鲜有支持者，即便是红军壮大以后，毛泽东的很多正确观点也是在和中央以及地方党组织讨价还价中完成的，施行起来也是大打折扣。而党内那时候的民主作风还是相当浓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要倾听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红四军七大事件以后，朱德还明确让把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回信放在群众中讨论、争鸣，这是在以后我党历次斗争中不多见的表现。

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封建传统的国家，仅仅依靠短期的民主手段和氛围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民主更加退而求其次。组织形式上的严密和指挥上的绝对全权尽管有害民主，但却保证革命的顺畅。而且，在短期内非常有效果。毛泽东自己虽然独断专行、家长作风，可是，正是他带领红军和根据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集中手段远比民主来得有力。再有就是党内封建思想浓厚，李维汉晚年给邓小平写信（1980年）就指出我党党内干部思想中封建主义远要比资本主义强烈。当时红军队伍中不少干部战士甚至不知道马克思为何人。所以，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产生用肃反这种极端手段消灭不同意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