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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模式”是否存在?问题何在?

来源:网络转载 2015-09-03 15:51 编辑: www.xigushan.com 查看:

“重庆模式”是否存在?问题何在?

(原创:应学俊)

萧功秦

2011年末,《探索》杂志编辑部和位于重庆市的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了“重庆模式研讨会”,主题是“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主持人是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导萧功秦教授应邀出席。萧功秦教授是国内“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最近正在召开的重庆两会上,薄熙来又自豪而高调宣示:“重庆探索是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展探路”。这不能不再次引起人们对所谓“重庆模式”的关注与思考。尽管笔者对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并不能完全苟同,但对萧教授在这次研讨会上的讲话倒颇感兴趣——不论它是为“重庆模式”支招抑或下药。它使笔者想到:所谓“重庆模式”存在吗?它与所谓“中国模式”有多少实质性区别?所谓“重庆模式”是如何搏出位的?所谓“重庆模式”存在的问题仅仅是如萧功秦教授所言“宣传方面有问题”吗?

一、所谓“重庆模式”存在吗?它与所谓“中国模式”有多少区别?

萧功秦教授在“重庆模式”给予肯定并进行政治学分析时指出:“重庆模式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它实际是一种强政府下的强人政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是借助于政府的整合资源的能力,来致力于民生事业,重庆提出‘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大体上能体现他们的民生导向。”——然而这能算是一种“重庆模式”吗?正如萧功秦教授自己所说:“其实,近年来,全国各省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方面采取的都是不同程度的强政府—强人政治路径。几年前我去广西讲学,感觉到广西搞的也是这一套东西。广东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仇和现象’,更是作为‘强人政治’的一种典型。重庆与其他地区所不同的在于,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那么,仅从萧功秦教授的分析和论述来看,所谓“重庆模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重庆的发展方式和过程可以称为一种“模式”,那么它的首创岂不应是仇和书记及其当年所在的江苏宿迁?那么我们岂不是也可那是说“宿迁模式”(政府主导,以强势高压推进)。然而,这应称为“模式”呢,还是应称为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或经验?

实事求是地说,大而言之,宿迁模式也好,重庆模式也罢,实际上都是“中国模式”下略有不同的发展实践、工作经验而已。正如近日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按萧功秦教授的政治学分析,请问“宿迁模式”、“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仅仅有了些具有地方性特点的做法、口号,就可以称为“模式”?即使所谓关注民生、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打黑唱红等等仅仅是重庆才有且首创吗?

——关于廉租房、保障房:君不见,早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之时,国务院就曾下文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和租售并举的廉租房住房供应体系。温家宝总理早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今年中央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的资金68亿元”,廉租住房保障资金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建设部明确要求,全国所有市县在2008年底前必须建立“廉租房”制度;2010年8月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重庆、北京等28个城市列为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城市,这些试点城市的公租房建设可申请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总额度达493亿元。而在国外,全法国大约有1/4的人住在“廉租房”里;在美国,凡能够证明处在低收入线的个人和家庭,只需拿出其全部收入的30%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廉租房或曰公租房制度的实施,如何到了重庆就成了“重庆模式”的构成因素之一呢?

——关于“打黑”:君不见,中央早在2006年2月就部署要求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各地、各部门采取强有力措施,不同程度地严厉打击了一大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对警匪、官匪勾结也同样有成功破获打击的显赫的案例,不光只有重庆才打黑。中国网2009年11月26日报道称,全国“打黑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团伙1.3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9万多名。”何以重庆打黑就成了构成“重庆模式”的要素之一?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浙江嘉兴早在2008年就宣布将在全国率先取消“农业户口”,早在2009年中央也已决定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广东省早在2010年就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为何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成了所谓“重庆模式”的构成要素?仅仅在具体做法上有些不同抑或力度更大一些就可以称为“模式”?

——关于“唱红”:早在重庆“唱红”搞出许多响动之前,各地开展的节日文娱歌咏活动中自发地选唱某些革命老歌由来已久,更不用说全国各地许多公园里老大妈老大姐跳健身舞健身操时自发地播放一些革命老歌……

我们不知道,在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在做着的事情,中央早就部署过的工作,为何到了重庆,也许加大了一些力度,或者改变了一些形式、方法,就成了所谓“重庆模式”?仅仅就是如萧功秦教授所说“重庆与其他地区所不同的在于,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

“模式”这一概念的界定一般为“指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即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那就是模式”。当一种地方或个体做法尚无法上升到理论概括的高度却随意以“模式”冠之是有害无益的。请问:“重庆模式”的理论高度概括在哪里?与“中国模式”有何本质不同?与党中央、国家政府对全国改革的总体要求、倡导有何实质性的差异?所以笔者以为,将重庆或宿迁一类地方发展的某些似乎有效的做法称为“重庆经验”、“宿迁经验”等应当更加贴切,至于是否值得推广,那还要经过深入考察调研以及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动辄人为地弄出这个那个“模式”只能使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舍本逐末,固化思维,一不小心则容易误入歧途。正如当年“学大寨”——大寨精神可嘉可学,可大寨一旦客观上成为“模式”甚至强势推行,就固化了人们的思维,给各地农村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二、并不存在的所谓“重庆模式”如何搏出位的?搏出了怎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