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是否存在？问题何在？(3)
而在重庆模式中“唱读讲传”客观存在的形式主义，萧功秦教授也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当然应该从共和国的历史教训中学到教训。如君不信，那就看看重庆当下各网站上确实有同质化的、舆论一律的、八股式的对‘读唱讲传’的宣传，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值得重庆方面认真考虑的问题。”萧教授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啊，只是不知道重庆的地方官尤其是薄熙来书记能否听得进这尚有些客观理性的专家学者的逆耳忠告？
从上述种种现象来看，“重庆模式”仅仅是“在宣传方面有问题”吗？
有一位项观奇教授，他是肯定“重庆模式”的,但他完全不同意杨帆教授《重庆模式》一书对“重庆模式”的理论解读。也许他对“重庆模式”的分析和理解对我们会有所启迪。项观奇教授撰文指出，他是主张从路线上来认识“重庆模式”的。他在文章中写道：“‘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回归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产物，它是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模式。‘重庆模式’再次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才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通过这千日新政的实践，又一次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只有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归，才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拨乱反正，重新找回中国发展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主席的老话，路线决定一切。一切，就不单是指经济。”（见毛泽东旗帜网项观奇文）——不论项观奇的分析理解是否确切，但他的分析至少符合了上文中提到的重庆官方那些做法的逻辑。
四、值得反思和总结的“重庆现象”
萧功秦教授对所谓重庆模式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所谓“重庆模式”符合他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核心。但萧教授毕竟不是极左派或曰文革派，他是博导，有一定客观、理性的思维，所以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上述一系列问题，还在讲话的末尾提出了几点重要的希望（其实是警示），算是为所谓“重庆模式”支招和下药。以萧教授的理论分析水平，把所谓“重庆模式”的问题仅仅说成是“宣传上有问题”，这应该是一种客气的光顾对方脸面的说法，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萧教授不愿往更深处、更本质的方面想，抑或也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那太显而易见、明目张胆而无法让人接受了？
笔者不是政治理论工作者，也不想对重庆的发展实践做更深的理论分析。笔者只是想说：1949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治和“运动式”治理也许可以取得暂时的业绩，但最终必然带来灾难，起码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不断强化法治、民主的前提下，关注和保障民生、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才是富民强国的应有之道，也符合中央的一贯要求，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协调的改革才有可能使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不论是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还是出于其它的什么目的，企图用文革的某些意识形态或“运动”的一套来诱导民众，那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与绝大多数民众认可的国家大政方针背道而驰的，最终必将为历史所唾弃。
力挺所谓“重庆模式”的宋鲁郑先生（所谓旅法学者）在《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一文中也对所谓“重庆模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不过重庆模式也有弱点，主要是薄熙来个人推动的因素过强。而且重庆能够吸引外资也和他担任过商务部长有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避免出现人走政灭的现象，值的考虑。”——呵呵，宋鲁郑先生还算不过于糊涂，还是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法治”与“法制”。
说点大白话，连“中国模式”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窃以为大可不必轻言“模式”，还是虚心听听他人“说三道四”，老老实实认真总结经验，时刻警惕犯历史错误，在法治、民主、民生这些中国历史上长期稀缺而导致灾难和停滞的方面多下功夫，不断改进工作，纠正失误，这才是正理。□
【相关链接】萧功秦：为重庆模式“支招”抑或“下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