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是否存在？问题何在？(2)
然而，“重庆模式”却正是在这两个颇具“特色”的经验上出了问题，引来一片诟病之声。“打黑”原本是好事，也是必须做的，可重庆打黑响动极大，且弄出个律师李庄案，搞得沸沸扬扬，使许多刑辩律师人人自危；“运动式打黑”和法律程序的公正性严肃性遭到质疑，并牵出刑讯逼供的某些内幕和话题；唱点革命老歌这原本也无须过于关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自发的活动，偏偏重庆搞成政府强势推进的运动，投巨资打造电视”红色频道“，更有甚者在“唱红”的名义下夹带了歌颂文革路线的歌曲，甚至还有手捧“红宝书”唱起语录歌的表演，公然唱出“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无法不使人联想到“文革”。
难怪即使推崇“新权威主义”理论且基本肯定“重庆模式”的萧功秦教授也直言不讳：“为什么重庆实际做的事情和人们感受到的有非常大的差距？迄今为止，我在上海与南方不少地方，大家谈到重庆的时候没有人对它有正面评价的，无不对它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要搞的那套东西最后要搞文革复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公开对我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就是一个文革式的大灾难”。萧功秦教授自己找出原因并回答道：“我认为重庆的宣传方面是有问题的，重庆本身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这便是“重庆模式”搏出位以后的实际效果。那么，重庆该反思一些什么问题呢？
三、所谓“重庆模式”仅仅是“宣传方面有问题”吗？所有批评意见都是“说三道四”吗？
萧功秦教授指出重庆模式在“宣传方面有问题”，这就是说重庆模式在宣传报道、扩大影响方面的做法、策略有问题。然而，“重庆模式”仅仅是“宣传方面有问题”吗？我们如何理解“行成于思”这一毋庸置疑的规律呢？重庆的宣传策略、方案必然来自他们的某种思维。什么思维？我们完全可以从重庆官方的某些宣传行为倒推得知——
萧功秦教授举了几个示例来说明重庆“宣传方面有问题”。我们来细细品味一下——
萧功秦教授举了“第二个例子，今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前排就座。”这些“著名学者是什么人呢，就是四人帮时代的红人戚本禹和朱永嘉。人们不知道采取大幅度的左的符号效应，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戚本禹是什么人？是四人帮的顶级幕僚、笔杆子之一，是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开除党籍的人。朱永嘉何许人也？他在文革中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鼎力帮助姚文元写作了臭名昭著的揭开文革大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导致吴晗、彭真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惨遭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结合他的其它罪行，1982年朱永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那么，开“重庆模式”的研讨会，把这些臭名昭著的文革四人帮顶级干将请上前台就坐，正如萧功秦教授所诘问的“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尽管那些人已刑满释放，在法律上有参加这些活动的自由或权利。而笔者想问的是：向尽人皆知的文革主干将发出邀请且安排前排显要位置就坐，是怎样的思维导致重庆方面如此决策？这难道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重庆一方面高调“打黑”，一方面把文革中舞文弄墨搞得全国大乱的四人帮的黑干将请到台上前排就坐，这究竟意欲何为呢？
而正由于重庆官方思维方面背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文革定性的有关精神，客观上引导了重庆群众一部分人对文革产生错误认识且似乎越走越远。否则，萧功秦教授在“重庆模式”的研讨会上就不会遭遇如下的尴尬：萧教授在说到“重庆唱红应该与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极左错误划清界线，才能避免在社会上造成误解”这样为重庆模式“支招”的话时，竟然遭到场内五六个人当场大闹会场，打断萧教授的话，要他“滚下去”，且有人大声喊“你攻击文化大革命!”这场面无法不使人感到震惊，也无法不使人想到反右、文革批斗大会的恐怖场面——看来，在重庆批判文革是要冒一些风险的，就连重庆请来的为“重庆模式”进行理论探讨的高级专家贵宾也不例外呢。如果不是重庆官方思想即意识形态主导出了问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这难道仅仅是一般“宣传方面有问题”了吗？就连当时的主持大会的人在后来向萧教授道歉时都承认“一而再再而三出现这个事情”。由此看来，重庆官方的主导性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已经产生怎样的后果，这还不显而易见吗？笔者以为，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视察重庆并高调肯定重庆经验时，未必会听到如萧功秦教授所说的那些实例的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