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人物郑维山

“九·一三”事件人物郑维山

郑维山（1915-2000）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时任大军区正职的人中，因九一三事件被解职的有5人，占了近四分之一。他们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

而郑维山在九一三事件前就被打倒。

文化大革命初期，郑维山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他带领部队多次处置北京和华北地区的突发事件，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1968年3月24日夜，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会上，有一条“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会后，林彪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即北京军区党委第12次扩大会议。会期50多天，批杨余傅的同时，上批“黑后台”聂荣臻、徐向前，下批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文玖。郑维山在会上据理力争，却没有用。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郑维山才勉强保住乌纱帽。

两年多后，郑维山和李雪峰因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受到批判。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陆军38军《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质问为何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

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后来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参加的军委座谈会并入，叫华北会议，其实是全军性的会议。江青到会讲话，说郑维山陪陈伯达到内蒙古视察，“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作准备”，还说“可能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江青说郑维山“伙同”、“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在庐山帮助陈伯达反党夺权，公开诬蔑北京军区有一套“打烂38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江青说“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这个“山头”很大呀，同志们想想，他们就在主席身边搞“山头”，这多么危险！现在查清楚了，这个“华北山头”大得很呀，而且有历史性和隐蔽性呢，军队的同志完全不能掉以轻心。江青攻击“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诬蔑聂荣臻“从19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说“华北山头主义”顽固得很呀，这个陈伯达就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政治头头，是太上老子。陈伯达为什么敢反党反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有“华北山头”作后盾。他有个武将叫郑维山嘛，郑维山和陈伯达搞在一起反对林副主席，看来北京军区不改组不行了。

中共中央决定：将李雪峰、郑维山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

郑维山被隔离审查了。

1971年5、6月，纪登奎和李德生在人民大会堂找郑维山谈话，说中央委托我们找你谈，你是认识问题，再进一步认识可以安排工作。郑维山让秘书杜辛起草了检查，已经交上去了。还让进一步认识，怎么认识？郑维山火了，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怎么处理都可以，华北几十万军队说成反革命军队，几十万干部说成反革命干部，符合马克思主义吗？郑维山越说越气，拍了桌子，力气过大，把桌上的三个茶碗全震翻了，茶水撒了一地，安排工作的事也就黄掉了。

郑维山被押往安徽山区的一个部队农场劳改。

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又成了林彪的“大将”。

1973年7月10日，中央专案组上报《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却没有开除郑维山的党籍。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

郑维山名义上党籍和大区正职没动，但实际上与世隔绝八年。他的三个秘书和家属子女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牵连，不许留在首都，不许在铁路沿线，不准在部队……。好不容易盼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郑维山还一直被关，代号“老关”，连看守郑维山的部队官兵都不知道“老关”是谁。

1974年批林批孔，北京军区揭发出郑维山七大问题（见附录）。从这个材料看，郑维山的问题比很多九一三事件的人物重，但是，他为什么能解脱呢？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郑维山仍被“忘”到脑后。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时任总政主任的韦国清写了一个报告，内容是郑维山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郑维山的问题作出结论。聂副主席嘱，请总政干部部阅处。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郑维山的复查由总政或北京军区做。因为郑维山在关押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请北京军区作出审查结论。

1978年12月12日，北京军区推，说郑维山已调离原职，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管理。鉴于此种情况，建议由总政负责作审查结论。也是，郑维山关了整整一个八年抗战，北京军区领导换了好几茬，谁想替前任擦屁股？

“皮球”又很有道理地踢了回来。

北京军区现任领导不了解情况，总政就更不了解情况了。

没办法，郑维山夫人孙景波去找胡耀邦。孙景波时任262医院政委，郑维山被关后，她带着小儿子被“照顾”到郑维山身边。因长期关押，孙景波得了精神病，病情好好坏坏。孙景波借口回北京治病，找到重回中央任职的胡耀邦。解放战争中，郑维山是华北第三纵队司令员，胡耀邦是政委，彼此友谊深厚。胡耀邦问，老郑呢？怎么也找不到了？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和北京卫戍区处理总参副总长阎仲川等人的问题时，提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的问题。

1979年2月1日，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郑维山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

这样，“四人帮”倒台两年多后，郑维山才结束劳改，回到北京，住在总参招待二所，开始漫长的等待。郑维山明白，要先给“华北山头主义”平反，否则，在这顶大帽子下，个人平反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