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人物郑维山(3)

1980年7月12日，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7月14日，总政副主任史进前打电话给徐厚田，说昨天聂帅说，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要快点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很快派人将郑维山的家属接来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徐帅也打电话问及此事。

7月22日，在总政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说，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将此内容电话通知了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说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袁（升平）政委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建议将我们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

9月1日，北京军区政委袁升平批示同意，司令员秦基伟圈阅。

这样，给郑维山作结论的工作就交到了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徐厚田广泛搜集材料，并找郑维山谈了一次话，之后起草了文件初稿。稿子送聂帅、徐帅审查。徐帅批：不了解情况。郑维山是徐向前手下的一员战将，红军时就当了师长，很能打仗。聂帅对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草稿亲自修改，10月29日退回，并指示尽快上报。

10月30日，史进前副主任说，聂帅讲，你们总政办事太慢。

不是总政办事慢，而是给郑维山平反的阻力太大。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一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通不过。会上提出三个问题，第一，是磁县事件，文化大革命初磁县火车站两派武斗，造成铁路中断，人员伤亡，军委办公会议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与郑维山有关。徐厚田专门核查了63军的作战日记，是周恩来直接打电话找63军军长徐信，让他处理，指示把两派隔开，郑维山没有插手，而且人员伤亡是武斗中造成的伤亡，不是军队的责任。第二，冀东黑党问题，当时说郑维山把陈伯达捧为“太上皇”。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要视察，谁敢阻拦？陈伯达在唐山讲冀东黑党问题，印成传单散发，当时很轰动，解放前在冀中一带的地下党都被抓了起来。这件事郑维山的秘书杜辛可以作证，因为郑维山陪着陈伯达到唐山，杜辛也跟着。杜辛搜集了当时的传单，也记了笔记。杜辛回忆说，因为是地方上的事情，郑维山在那个会上一句话也说。第三，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两次到天津的问题，也是说郑维山支一派压一派。为了证明此事，徐厚田专门到公安部找于桑了解，于桑说，当时把66军军长刘政抓了起来，需要找造反派，把刘政放出来，所以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亲自出面，到天津找到刘政下落，这个事更与郑维山无关了。

为了加快给郑维山平反的进度，所以在聂帅批示“太慢”的当天作急件报韦国清主任，据此，1979年12月6月，中央下发了第93号文件，即《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坏人当道”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中央确认，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有在华北地区战斗过的部队和工作过的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凡有关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按照一般规定，中央文件发到县团级，北京军区把这个文件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但是，中央93号文件下发半年多了，有些单位落实得不够，有的单位没向下传达，有些同志的职务受了影响没有调整。据徐厚田处长回忆，郑维山的平反问题，从1978年11月开始接收，到1980年9月22日最后上报的结论，共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尤其是郑维山的结论，最难做，在所有等待平反的老干部中，他的平反时间最长、最细，原来郑维山的结论，一条一条都调查过，都推翻了，并写了调查报告。

这时正赶上中央军委任命各大军区负责人。本来郑维山坚持回北京军区，不行。去总参？去海军？都不行。这时，调某大军区司令员到兰州，他不想去，郑维山提出他去兰州军区当司令员，这才定了。但是郑维山的结论通不过，任命就不能下。别人都有了任命，只有郑维山还挂着。徐厚田记得他正在青岛调查北海舰队的一个干部的问题，总政副主任朱云谦打电话叫他赶快回来，因为郑维山的复查一直由他主管，让他到军委办公会议上说清楚。徐厚田如实汇报了关于郑维山问题的调查，结论是郑维山没有问题。军委办公会议终于通过了。

郑维山，河南省新县泗店乡人，家境贫苦，读过一年私塾，以放牛为生。父亲郑国麒曾是村苏维埃农协主席，参加黄麻起义。郑维山受父辈影响，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炮兵连、通信队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参加长征。

郑维山作战勇敢，他刚当88师政委时率“夜老虎”团夜袭二郎山，全歼川军“王老虎旅”，使88师形成了“近、快、猛、狠”的战斗作风。长征途中，郑维山三爬雪山，三过草地，九死一生。1936年底，郑维山带主力88师随西路军西征，参加指挥四十里铺、倪家营子等多次大血战，最后在梨园口、康隆寺以死阻敌，直至部队被打散，他自己头部负伤昏迷，被当时老乡救下，逃过马家军的搜捕，讨饭回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抗日战争中，他任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学校主任军事教员、抗大二分校主任军事教员，抗大二分校副校长，军区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华北军区第2兵团三纵队司令员，第19兵团63军军长。

1950年10月，郑维山任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1年2月赴朝作战，协助杨得志、李志民指挥了第五次战役、夏季防御作战和开城保卫战。1952年7月，调任第20兵团代司令员。1954年8月，郑维山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2月至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