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人物郑维山(2)

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给胡耀邦写信，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1979年初，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中央军委聂荣臻等领导人的批示，由徐厚田处长起草为郑维山落实政策的第一稿：关于郑维山的主要错误，一、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关于抓杨勇同志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主要是“磁县事件”。因为手头没有材料，徐厚田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讨写的。郑维山明确表示不同意，说我的检讨是在那个特定情况下不得不那样写的，并不是实际情况。郑维山要求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对华北会议批判他的几个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1982年中央组织部8号文件关于落实政策要善始善终的问题，提到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既犯有错误，又受过错误处理的，要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其所受的错误处理应予以平反纠正，对其说的错话，办的错事，要教育本人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写入结论。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这个精神给郑维山再作结论。结论提到了几个问题，一、磁县问题；二、冀东黑党问题；三、同于桑两次去天津的问题。经过复查，这几个问题基本都不存在了。但是，还有些问题在阻隔着。

文化大革命时，上将杨勇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是副司令员。杨勇是怎样被抓的呢？时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1967年1月，围绕批判和揪斗萧华的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起因是有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公开点了总政主任萧华的名，说他不像个战士，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有人要打倒萧华。周恩来很生气，说这是谣言，江青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我们都以为这事已平息下去，便未再追究。1月19 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我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论起来，他们认为军队不能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我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争来争去，僵持不下。这时，叶群要发言，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念起来，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陈伯达、江青在一边也讲了萧华很多坏话。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萧华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江青、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着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查实，所谓对杨勇烧而不焦，是那天夜里4 时以后，毛主席有指示传达下来的，但没有文字材料。话传到军委，几个没有被打倒的老帅徐、聂、叶在三座门开会，毛主席有这么个指示，我们怎么执行。最后讨论的结果，要执行还应该北京军区执行，决定把郑维山叫来。郑维山记得很清楚，那天晚饭吃得很晚，他还喝了两口酒，才听说要开会。他怕嘴里有味，顺手抓了把茶叶嚼，坐车到了三座门。老帅说，郑维山，毛主席有指示，对杨勇烧而不焦，你回去后执行。也没具体解释。郑维山懵头懵脑，不打倒，要烧？我回去怎么执行？那么多人也不好问，郑维山退到隔壁的休息室，决定等散会后，再问个明白。因为是后半夜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累得要命，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老帅们都走了也不知道。等他醒来会早散了，郑维山想，这可怎么办？不能回北京军区，一回去就要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叫我对司令员烧而不焦，我一个副司令员怎么办？郑维山想来想去，决定打电话给徐向前，徐帅是老上级，又一向欣赏他。电话打过去，警卫参谋挡了，说徐帅很疲劳，刚睡下，不能惊动他。郑维山又打电话给聂帅，聂帅倒是接了电话，说这是毛主席指示，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郑维山只能硬着头皮回北京军区。此时，毛主席的指示早传到了，杨勇已经被抓。以后聂帅在电话中对总政副主任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

文化大革命后北京军区反复核查，证明抓杨勇、廖汉生与北京军区无关，更与郑维山无关。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不要说大军区领导，就是国家主席，不是也说抓就抓起来了吗？你找谁讲理去！特别要说明的是，廖汉生、杨勇相继被抓后，北京军区机关一些造反派说军区党委是“黑党委”，把郑维山在内的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也抓起来了，要军委表态。后来徐帅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才放了郑维山等人。1967年1月29 日零时，杨勇被抓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徐向前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北京军区机关和文工团的造反组织代表，反复说明杨勇、廖汉生的事情，不准对军区领导人一个又一个揪斗。在这次会上，宣布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兼任军区第一政委，陈先瑞在四个副政委中牵头。

1967年10月，经中央批准，郑维山代理北京军区党委书记。

1969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郑维山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陈先瑞为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为北京军区党委书记。同时，撤销杨勇军区党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的职务。撤销廖汉生军委党委委员、常委、第三书记的职务。

经过复查，郑维山的问题基本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