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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殉国后:丈夫文革被迫害死儿上吊身亡

来源:网络转载 2017-07-27 13:01 编辑: www.xigushan.com 查看:

  巴黎印刷厂厂长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广泛交往。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主持印刷业务,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陈达邦熟悉印刷业务,又懂法语,很快结识了不少巴黎印刷界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质量。因此,吴老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能力非常看好。《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当他亲手排印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之后,读了一遍又一遍,预感到国内抗战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从而感到无比欣慰;当他看到东北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出现在自己印刷的《救国时报》上时,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是,他却无法知道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壮烈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刑场上。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老先行回国,进行必要的准备。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这一等就是4年。在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后来知道在美国出版报纸已经不可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也陆续撤离,陈达邦才于1942年从巴黎动身回国。

  陪都“印刷大王”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两大家族的几十口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在国外,主要通过这个纸印公司进行联络,实际上这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湖北宜昌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在离开陈家之前,李一超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相,给陈达邦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将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信封内装着她和宁儿的合影照片,一起寄往莫斯科中山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随着沦陷区大举内迁的浪潮,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这时,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重庆中华路官井巷3号,注册资本为100万元法币。由于陈岳云的精心经营,中国印刷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在重庆印刷界颇有影响。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在陈岳云家中,亲人久别重逢。五哥五嫂先把宁儿叫到陈达邦面前让他叫爸爸。这时宁儿已经十二三岁,高高的个子和他爸爸已不相上下。陈达邦把宁儿拉到自己身边,左看右看,搜索着那张照片的记忆。看到宁儿健康成长,陈邦达对兄嫂的精心教养,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抚摸着宁儿的头,轻声问道:“妈妈有信来吗?”孩子低头不语,五嫂长叹一声,没有言语。五哥示意五嫂把宁儿带开,自己和八弟进入内室,促膝谈心。

  陈达邦已经预感到不测。二人坐定,五哥慢吞吞地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停了停,看了弟弟一眼,接着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陈达邦收到李一超寄去的照片之后,本来一直带在身边,抚慰着悠悠情思,直到去巴黎之前,担心遗失或被敌人搜查,才连同李一超写的那封信,一并存进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馆。

  五哥接着说:“后来听说她被日本人杀害了。既然这么多年没和你通信,那肯定已不在人世了,好在宁儿有这么大了。”陈达邦听着,眼睛湿润了。五哥宽慰他说:“现在你回来了,就不要走了,有合适的,就准备续房吧。”陈达邦两眼慢慢地掉下泪珠,最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五嫂和宁儿闻声进来,五嫂掏出手绢擦拭着眼泪,宁儿依偎在爸爸身边,也大哭起来。

  而关于自己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1950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电影《赵一曼》很快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只好让办公室把这封信转到全国妇联代为查找。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看信后,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宁儿已长大成人,从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学院工作,他知道自己的妈妈李一超是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却也难以想象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电影中的赵一曼。

  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希望能够了解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陈琮英接信后十分惊奇,立即回信告诉了陈达邦和宁儿的情况,两家亲戚,相隔20多年,开始互通音讯。宁儿得知赵一曼是自己亲生母亲的消息,看到母亲在英勇就义前留给自己的遗嘱,一字一划地抄了下来,并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到自己的手臂上,狠下决心,一定要遵从母亲的遗教,忠于人民,报效祖国。

  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更是百感交集。为了表达他对爱妻的怀念之情,应四川宜宾“赵一曼纪念馆”之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这篇回忆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陈列在展柜中,供人们参观。

  当然,这都是后话。当年在重庆,五哥尽力排解陈达邦的悲痛,并问起他在国外的情况。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