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殉国后：丈夫文革被迫害死儿上吊身亡(2)
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欢迎。陈达邦在现有条件下，采用在苏联和法国学到的新技术，提高了印刷速度和印刷质量，使中国印刷厂的客户迅速增多，业务不断扩大。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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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董老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开山祖师，曾为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而煞费苦心。两位老人都对陈达邦的印刷业务十分了解，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当时，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正是用人之际，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陈达邦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后不久，货币改革工作已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货币改革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召开第六次政务会议，听取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关于物价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出，最近的通货膨胀，是因为我们所解放的地区扩大了，票子发得很多，物价当然会上涨。会议决定成立专门小组，研究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新中国的金融货币是在战争年代逐步形成的。中国人民银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宣告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的金融支柱。但是，由于第一套人民币是在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条件下印制的，存在许多不足，如：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面额较大(最大为50000元)、纸张质量较差、票面破损较严重、文字说明单一、防伪技术含量低、容易造假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
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迟迟没有得到批准。是年5月，陈云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改版方案作了这样的批示：“此事应该准备，但仅仅是准备，不能草率。必须讲究纸质之统一，图案之适当，颜色之配备，秘密符号之拟制，票面尺寸、票额大小，均须慎重研究才能决定。”
人民币改版方案没有启动的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货币决定国家经济命脉，货币的印制，属于国家高级机密，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各种条件限制，印钞技术难以过关。再加上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提高人民币的质量，特别是防伪造假技术，国内无法解决。为此，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进行接触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苏方应允。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由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赴苏印钞秘使
1952年4月初，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贺晓初、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陈达邦一行作为秘密使者前往莫斯科，会同我驻苏大使张闻天、代办戈宝权、温宁等，与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为首的苏方人员洽谈人民币印制事宜。4月6日，在苏联财政部长的办公室里，中苏双方就代印人民币一事进行专项谈判。我国政府请求苏方代印总金额为40亿元的人民币，印制票面额包括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苏方口头承诺，有关代印人民币的原则问题，俱由苏方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解决；有关技术性的事项，俱由苏方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解决。中方则由贺晓初和陈达邦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印币技术问题。陈达邦留在莫斯科，多次和苏联对外贸易部木材出口公司技术人员洽谈，在技术问题上达成共识，为正式签订印钞协议打下了基础。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苏联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进行双边谈判，其中也包括请苏联印刷人民币。周恩来等回国时，留下李富春、叶季壮、陈达邦等人就有关问题继续磋商。9月22日，张闻天、李富春等再次和兹维列夫进行会谈，陈达邦和苏方技术人员在座。这次会谈，双方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很快取得共识，并达成了委托苏方代印人民币的正式协议，协议以1954年底为交货期限。
为了紧紧把握住新中国的经济命脉，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央领导对人民币的改版给予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的人民币票版设计和印刷方案，提出了两条重要修改意见：一是“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汉字排列顺序，应把从右至左改为从左到右；二是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两点指示时，强调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并逐一审查每个票版的画稿，提出了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包括：券面主景画农妇年纪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中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汽车图样是我国装配的美式汽车，要改一下，免得外国人误会。如此细致周密的周总理，却对票面上的文字没有作任何指示。行长南汉宸难以定夺，急急忙忙带着印刷局局长王文焕直接向总理请示。周总理强调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南汉宸当即提出，现在还没有更为合适的字体，最好还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南汉宸的意见，得到周总理应允。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国内印钞准备工作进展顺利。陈达邦和国内印刷局密切配合，紧张地进行着各项印钞技术准备。现存档案里留存的中方向苏方提交的物品清单显示，国内制作的人民币样版，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样样俱全。但是，苏方技术人员收到国内的人民币样版之后，经过检验，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设计不合技术要求，只有重新制版才能印刷。当陈达邦与苏方交涉人民币的样版技术时，国内正酝酿改变印钞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