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殉国后：丈夫文革被迫害死儿上吊身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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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上汉字的题写者
1952年11月中旬，周恩来亲笔签发的一份电报提出：取消原定100元、50元票额，“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总金额由40亿元增加到45亿元，要求于1953年底交货。这样一来，印钞工作量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交货时间反而缩短1年，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11月21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库梅金和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紧急约见中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面谈。当晚，在苏联财政部部长的办公室里，兹维列夫、库梅金和叶季壮进行了一番长谈，对计划改变后的可行性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探讨。
这次谈话的焦点，在于票面的改版。中国提出改换人民币的面值，苏方认为中国国内制作的票版不符合印钞技术要求，应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为此，叶季壮经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向国内请示，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电报指示，同意在中国技术人员协助下，由苏方人员重新制版。在苏方人员重新设计制版过程中，因为新版人民币采用的汉字题字，没有墨稿，无法制版。经请示国内，得到的答复是：在尽可能保持原有风格的前提下，可由技术人员作灵活处理。于是，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
陈达邦经手在苏联印刷的人民币，以十元面额券最为劳神费力。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就新增十元券20亿元人民币一事，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一、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近因此项设计稿样经审查后尚须重新设计，因而该设计稿样，需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
二、增加五元券的印数20亿元，计4亿张。
事实上，十元券版样图案，“中经数次修改”，审批、绘制到正式定稿，苏方几次催促，直到1955年2月1日才交付苏方。由于交付版样图案拉长了时间，为制版、印刷并按期交货增加了难度。经过中苏双方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制版和印刷任务。因为有前几个票种要在苏联重新制版的教训，新增十元券人民币，国内只提供版样图案，交苏方后由中苏技术人员共同作技术处理直接制版，版样上的文字也照前例，由陈达邦参照已印出钞样，在保证原有风格不变的前提下作了灵活处理。
陈达邦和苏联技术人员一道，互相配合，除了负责人民币票版的技术处理外，还参加了印钞数量的清点和装箱运输等工作。整个印钞和运钞工作，都是在绝对保密状态下进行的。苏联印币厂对外从不公开，而是以木材公司名义执行印钞任务。中苏双方的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白天交货，以免意外。交接时，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上午10个，下午10个，一天完成。陈达邦按照南行长的指示，和苏方人员进行交涉，并认真检查落实。
1953年9月底，首次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从莫斯科开出，到1957年最后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5年时间，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总金额85亿元，其中3元券人民币比原定计划多印了95万张，金额达285万元。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十元券。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刷和发行，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实现及其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达邦在制版过程中调整题写的汉字书法艺术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留著青史的遗憾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更加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国内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文革”开始后达到顶峰，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所犯“滔天大罪”主要有两条：一是“二十八个半”成员，并且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而被打成王明“死党”；二是和“苏修”“内外勾结”“篡改”人民币上题字，“投敌叛国”。这时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无密可保，当时参加过批斗陈达邦的人大都知道此事。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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