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与贺龙元帅的关系 贺龙怎么死的？(2)

　　22日，江青、康生及“二办”新领导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接见“二办”全体人员。江青像泼妇骂街一样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她诬蔑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

　　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他还说：要“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

　　可以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

　　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从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加紧进行。林彪和江青为阻止贺龙参加九大，也加紧了对他的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问题定死。

　　专案组原来想同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林彪、江青一伙作贼心虚。他们知道贺龙软硬不吃，威武不屈的性格，怕斗不过贺龙。为此，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决定：采用“背靠背”的办法，由专案组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薛明拆开一看，原来是要贺龙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封信，实际是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写的，主要内容是：“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

　　“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

　　“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

　　贺龙将信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

　　27年、29年、33年的事情统统都是假造的。”

　　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

　　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整天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吼叫着，他不能容忍这种栽赃陷害。

　　一连好几天，贺龙愤怒的心情难以平静，在房间内不停走动，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坐到桌子旁，打开笔记本，反复写着“冤枉”两个大字。

　　他说：“他们要叫我签名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

　　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决定奋起自卫反击，要用事实来戳穿林彪、江青之流捏造的谎言和恶意中伤。

　　他向薛明讲述自己一生坎坷的经历：从1916年率领20个人刀劈芭茅溪盐税局，谈到参加两次北伐战争、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同周逸群等一起到湘西，创建了红四军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谈到同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及长征途中怎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一直谈到他一家五口：父亲，姐姐贺民英、贺五妹，妹妹贺满姑，弟弟贺文掌为革命牺牲，贺氏宗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敌人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房屋，挖了他家的祖坟……讲到这些，贺龙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因为，他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他的生命同党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他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但他看到当前“文革”运动的情况，看到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阴谋家得势，老百姓遭殃，自己和许多老干部被迫害，不禁怒火满腔。

　　后来，薛明把贺龙的详细回忆，认真地整理出来，实事求是地把每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贺龙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能看到这些材料。

　　就像冰雪害怕阳光一样，谎言最害怕事实。

　　康生和专案组对贺龙写的材料十分害怕。

　　康生要求专案组不能把贺龙写的材料原件上报，他批示：“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因此，专案组按康生的旨意，对贺龙写的材料上报时只作摘要，并谈了他们的看法。

　　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

　　并有诬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看后，批示道：贺龙“极不老实”。

　　“吹嘘自己，掩盖错误，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贺龙专案工作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案情汇报。

　　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所谓历史上‘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

　　而历史上的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国民党反动说客熊贡卿到红3军招降贺龙。

　　这些问题是你们的主攻方向。”

　　按照康生的旨意，专案组将上述两个问题列为贺龙“叛变通敌”的核心，拟定详细的审查方案，集中力量进行突破。

　　与贺龙有关的其他分案也围绕这个“核心”运转。

　　同诬蔑贺龙在1933年企图“叛变投敌”一样，所谓1927年8月贺龙向蒋介石等发过四封“乞降”电报，是红卫兵在翻阅旧报纸时，在北平《晨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

　　专案组认为，南昌起义发生在南方，既然北平的报纸有这条消息，南方几省也可能有类似的消息或报道。

　　为了印证《晨报》这条消息，派出了几个调查组，分赴江西、湖南、江苏、安徽等，查阅敌伪时期的档案、报刊等资料，但毫无所得。

　　为了查清四封“乞降”电的情况，专案组便想到了两位知情人：一位是唐生智，他曾是贺龙的顶头上司。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当时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另一位是陈浴新，唐生智的亲信，被安插到贺龙的第二十军任参谋长，对贺龙进行监视。

　　南昌起义后，他带了一部分人员叛变，逃回武汉并发布了通电。

　　所以，专案组认为，唐生智是贺龙的上级又是收报人，应该知道此事；陈浴新是军参谋长，贺龙发电报应该同他商量，并让他去承办，他更应该了解内情。

　　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人分别去长沙和南昌，组织专门班子，就地办唐生智和陈浴新的学习班，对这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轮翻批斗逼供，他们招了又推翻，翻来覆去，最后，实在受不住专案人员的折磨，只好瞎编。

　　陈浴新甚至“一字不漏”地将四十多年前的4封电报都全文写了出来。

　　这实在太离谱了。

　　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也不得不承认“这电文有水分”，但他又说：既然“陈浴新承认发过这样的电报，应该是真的。”

　　然而，专案组人员心里总感到不踏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编的，一捅就破。

　　所以，没有敢引用陈浴新写出的电报全文，只用了电文的大致内容。

　　关于1933年贺龙同熊贡卿洽谈，企图“投敌叛变”的事，虽然两次派人外调，都空手而归。

　　但专案组并不死心，1968年10月，他们查阅敌伪报刊时，在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内部刊物《军政旬刊》上发现一则消息，其中说到关于熊贡卿招降贺龙，“一切办法，均已议妥。”

　　这一则消息，正好同晏章炎的诬告材料对上了口径，使得康生一伙欣喜若狂。

　　在一次专案会上，康生宣称：“这些材料，使贺龙通敌板上钉钉了。”

　　接着他指示专案组：要想办法把“议妥”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弄清，既然已“议妥”，贺为什么又把熊贡卿杀了，否则不能自圆其说。

　　为此，专案组采用先扫清外围，再进行攻坚的办法，集中力量对贺龙有关的各分案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