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与贺龙元帅的关系 贺龙怎么死的？(3)

　　因为所谓“贺龙的问题”，不仅株连到他的妻子儿女，亲朋好友，而且还牵连到了贺龙指挥过的部队和领导过的地区、部门，包括红二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联防军；西南军区；国家体委；国防科工委等等地区和部门中的一大批老部下。

　　其中不少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据“贺龙专案组”1968年5月18日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一份《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中说：“贺龙专案组自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同贺龙有关的案犯共23名。

　　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19名，包括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

　　因此除“贺龙专案组”外，还有总参谋部的“王尚荣专案组”；总政治部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顿星云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樱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李井泉专案组”等18个分案组。

　　另外，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受到了牵连。

　　上述分案组，虽然由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但受“贺龙专案组”的指导，并提供旁证材料。

　　因此，主案与分案是互相补充、互为因果的。

　　各分案组按照“贺龙专案组”“先扫清外围”的布置和要求，加强对各自专案对象的突击审查，大搞逼、供、信，大搞武斗，采用车轮战、喷气式、拳打脚踢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进行逼供。

　　他们将许光达迫害致死，把廖汉生整得奄奄一息，王尚荣被打成残废，黄新廷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流血便浓，谭友林差一点死在狱中，顿星云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樊哲祥给打掉了牙齿……“贺龙专案组”把各分案组用逼供、诱供、串供搞来的假旁证材料，再用剪贴、拼凑拍照、节录，甚至编造等非法手段捏合在一起，这种假了又假的材料，就成了给贺龙定罪的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

　　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

　　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泽东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

　　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位人物。

　　这意味着“贺龙的问题”已变成了敌我矛盾。

　　从此，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不仅从政治上、精神上，而且从生活上、医疗上，一步紧似一步地、不断地、全面地进行迫害。

　　贺龙的处境也每况愈下。

　　开始，他们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怕被人发现，把贺龙夫妇居室的窗帘全部拉上，不让他们拉开。

　　随后，又将他们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只好睡光光的床板，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沙子很多，他们只得向做饭的战士把大米要来，晚上戴着老花镜，把沙子一粒一粒捡出来……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十多天断绝了对贺龙夫妇供水。

　　在那炽热炎炎的夏天，又不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他们憋闷得汗水淋漓，但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水。

　　贺龙是个71岁的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点水怎么够？为了保护这一点珍贵的水，他们只好不洗脸、不漱口，渴到实在受不了时才喝上一小口。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则天天冲凉洗澡，大量用水。

　　他们那么多人用水时水源就不困难，惟独贺龙夫妇用水困难？问题再清楚不过了！由于供水实在太少了，大热的夏天，即便不洗不漱，连喝的水也不够。

　　要是要不来的，此时此地，求人不如求天，盼望天上下雨。

　　因此，他们起床后，就撩起窗帘，先看看天气如何，如果看天上有云彩，就很高兴，祈盼能下点雨。

　　到了下雨天，他们就把水盆、脸盆、口杯等等大大小小，凡是能盛水的东西都摆到门前雨地上。

　　有一天，贺龙在同薛明抬水盆时摔倒，并扭伤了腰，疼痛难忍，在椅子上靠了半个多月不能动弹，大便也解不出来，非常痛苦。

　　医生又不给治，薛明只好自己嘴里含了肥皂水，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作导管，给贺龙灌肠。

　　结果薛明的嘴也被肥皂水烧坏了。

　　贺龙被立案审查特别是公开点名批判以后，林彪、江青一伙用更加卑鄙的手段加紧对贺龙的迫害和摧残。

　　首先调换驻地，加强监视。

　　贺龙和薛明原来住在山上，看管人员借口住房暖气破裂，无法修理，要他们搬家。

　　贺龙坚决不同意，对薛明说：“这个房子是总理安排我们住的，我住着放心，如果换一个地方，那就要出鬼了。”

　　他几经交涉都不行。

　　有一天夜里，他们已经睡下，看管人员突然要他们搬到山下去住。

　　在这里，贺龙和薛明无论是在室外散步，或去厕所，一举一动，都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

　　贺龙顿时明白了，这次让他们搬家，为的是好监视他们的活动。

　　同时，对贺龙在生活上摧残，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

　　贺龙患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并非绝症，只要注意饮食营养，药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转或得到控制。

　　林彪、江青一伙则针对他患病的特点，用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在贺龙的生活与医疗上捣鬼。

　　在生活上，贺龙的伙食本来就很差，搬到山下后就更差了。

　　两个圆形的小饭盒，一个盛浅浅的一点饭，一个盛菜，通常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或者是像甘蔗皮一样咬不动的老豆角。

　　饭菜不仅数量少，质量尤其差，营养缺乏，使贺龙的糖尿病失去了控制，饥饿难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