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这位“政治上可靠”,忠于林副统帅的“医生”一来,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为名,把贺龙从家中带去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等药品37种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检查糖尿病的试剂也都拿走。
随后,他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监视下服用。
而且在贺龙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未给检查。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这时,贺龙已被摧残得形容消瘦,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
“专案组”的这个指示,非常明确:不能把贺龙当好人,所以也不能对他用好药。
无情的事实果真被贺龙猜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心狠手辣,毒如蛇蝎。
他们就是要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硬是把贺龙拖死。
有一天,这“医生”送来的药胶囊已经破裂,胶囊的外壳还留有手指印,显然已做了手脚。
因此,薛明对贺龙说:“这药不能吃,弄成这种样子,谁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便退了回去。
“要小心,他们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贺龙赞成薛明的机警。
由于这位王“医生”忠实地执行林彪一伙和专案组的旨意,贺龙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差,加之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摧残,他的糖尿病迅速恶化,1969年5月上旬,连续摔倒了7次。
薛明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是糖尿病恶化的征兆,多次提出检查贺龙的血糖和尿糖。
而那位“医生”遵照林彪一伙关于“不能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的旨意,始终没有同意。
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
薛明以前曾听保健医生讲过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识,因此,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马上向监护人员反映,要求医生进行救治。
但那位“医生”到中午12时才从外面回来。
薛明立即找他讲述贺龙的病情。
这天上午,“贺龙专案组”正在开会,接到警卫一师黄参谋关于贺龙病情加重的报告,副组长芦某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西山。
警卫连干部和那位“医生”向他们汇报说: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好,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加重……听完报告,芦某说:“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
黄参谋,通知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
会诊结果立即报告专案组。”
他交待完毕,就走了。
就这样,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没能止住吐。
薛明一连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更加严重,警卫连向“专案组”报告:“贺龙病重。”
这时,专案组的芦某同另一个副组长正在办公室打扑克。
接到报告后,有人提出:“报告总理吧!”芦说:“不用,我们要个车先去看看。”
4个小时后,医院的两个医生才到。
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
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
这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已来到西山,两名医生请示他们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
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
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
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
这就是他们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
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
5时30分,301医院派医生、护士带救护车来到西山。
他们对病人做了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同意送去。
当决定将贺龙送往301医院时,他的神志依然很清醒,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贺龙知道,那是林彪亲信邱会作等人控制的地方,他去那里等于羊入虎口。
但医生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坚持把贺龙送院。
随后,有人拿进一副担架,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
这时贺龙微微睁开眼睛,用深情的目光看着薛明,点了点头。
谁知这对革命伴侣此次握别,便成了永诀。
救护车开出西山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的吉普一直跟在后面保持50米的距离。
到玉泉山东南角公路上时,救护车停了下来给贺龙输氧抢救。
8点多钟送到301医院14病区,这是一个普遍外科病区。
就在贺龙住院的前6天,他的亲密战友、人民解放军十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惨死在这个病区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在贺龙进院之前,林彪亲信邱会作就向医院布置:“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医院的领导坚决遵照邱会作的指令办事,既没有做抢救的准备,也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现场去会诊。
8时55分,贺龙住进医院,到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
10时55分,贺龙血压下降到70/40,11时30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抢救。
但医院的头头不允许对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参加会诊。
他不管病情多么危急,病人的死活,竟决定将会诊时间放到两小时后的13时30分进行。
更令人气愤的是,会诊时不让专家去见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专家们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据“病情汇报,化验和X光片讨论”。
就在会诊后1个半小时,即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外闻名、人民敬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冤与世长辞。
从他神志清醒地住进医院到逝世,只有短暂的6小时零9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