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期《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抢先看(2)

八十年代中期，因为出差，曾经在一个月内两次光顾同一家县城的新华书店，两次都有所获，买到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两本书。第一次买到了《喧哗与骚动》，第二次买到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两本书。

这么多年，看书一直都是躺着看。在我迄今为止的阅读生涯中，那本黄皮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是我唯一的一次使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留有标记，画过红线、蓝线，只是因为有太多的感觉。很多年以后又买过三卷本的文集，却好像没怎么看。

九十年代初，跟随一群人去过一家译文出版社，还去了他们卖书的地方，却一本也没有买。这事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天天买肉，等真正到了屠宰场，参观完以后，却一斤也没有买。

人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最难琢磨的一种东西。

一位曾经在国营书店工作过的朋友领我去他们书店的库房，我在灰尘里发现了那本0.79元的《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迄今为止，我也只有这一本。

谁能以十万字成为杰出的伟大作家？全世界只有这个孤独无援的来自贫穷乡村的墨西哥人做到了。

很多人动不动就炫耀自己著作等身，写了多少多少，却从来不提他前前后后糟蹋了多少纸。美丽的纸，洁净的纸，一旦印刷了那些垃圾文字，也即刻沦为废品，只能以公斤论价。

九十年代初，在阴雨蒙蒙的巫山县，我们从新华书店买书出来，然后在泥泞的街上吃饭，吃巫山县的饺子和素炒白菜。晚上七点多，步行到码头，船舱里的灯光像火车上的灯光。就在那种不太明亮的灯光下，翻阅着上面盖有“巫山县新华书店”戳印的《洪堡的礼物》《兔子，跑吧》《白鲸》，何等的快乐。贝娄至今仍是我喜欢的作家。《白鲸》则越读越感觉像儿童文学。

与我同行的是两位河南兄长，田中禾，张宇，他俩一路上照顾着我，我们的友谊也就此缔结。时至今日，无论何时何地相见，都会无比亲切。在我来说，感觉已不再仅仅是友情，而是一种亲情。

人世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感，总有那么一些人，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即使一百年不见，也永远不会生分。

2000年之后，读小说的数量和耐心明显下降，只选择少数自己有兴趣的看一下。我早已不在意别人使用了什么手法或者何种形式，在意的是书里写了什么。

与很多丑陋的叠印出作者利欲嘴脸的文字相比，我更愿意看一些传记，日记，以及书信。

别的我在这里先不说，只想说说冻土带上的一些事。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夜深人静的时候，合上书，就像从海面上升起来的一样，眼前慢慢地会浮现出金黄或银白的六个字：借钱，或者预支稿酬。六个字蹦上蹦下。

这个人写作，通常不是以字数计算，而是以印张来计算。“今天又写了一个半印张。”根据这一个半印张，很快就能计算出可以得到多少钱。再加上此前已经写出的七个印张，他心里已有了数。“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汇二百卢布给我，我有急用……”

尽是些这种信。

有时候，为了能尽快得到钱，会把对方猛烈地夸奖一番，用上“世界上”“全世界”“最慷慨，最善良”等等的字眼。

二百卢布到手，就会升起相关的梦想或者幻想，拿它去碰碰运气，谁又能保证一个小时以后它不会变成一千甚至两千，完全有可能。轮盘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别人能够满意而归，他就不能？上帝总是为他这样的人设置一些难以逾越的壕沟，壕沟里有模糊的脸在看着他，他不得不一次一次地跳过去。两千卢布？能做不少事呢。于是就去轮盘前坐下，忽略任何一张脸，只注意前面的颜色，那即是世界的颜色。轮盘优美地转着，转啊转，就像流逝的时间，别人的一杯咖啡还没有喝完，他刚到手的二百卢布就被永远地转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他不贫穷，如果他也像托尔斯泰或者屠格涅夫一样富有、健康，也是衣食无忧，是否还会写出他的那些作品？或许写不出？或许更好？或许很差？这种事无法假设，对于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只能活一次，只能沿着属于自己命运的小路走下去。我相信命运的专属性，一个人只能怀抱或者披挂着属于他本人的那些东西混世界，其余的迟早都会脱落或丢失。尽管后来的人们还在读他的书，还在研究他，甚至说他还活着，但是对于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来说，他确实早已死了，因为他的颜面不再抽搐，胃也永远不再感到饥饿。与此同时，他也一起埋葬了生前一直对他纠缠不休的贫穷和种种屈辱以及忧思。

……

再看托尔斯泰的书信，从来不谈钱物，全部都是对于形而上的表述，宗教、社会、哲学、教育、人生、艺术、道德、救赎。

钱对于前面的那个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后面的这个人，却如粪土。

尽管他本人不吃肉，每天扛着枪出去打猎，但后面的这个人本身却像一块散发着强烈气味的肉，每天都会招来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圣方济各会会员、天主教徒、青年教师、龙骑兵军官、文学爱好者、教育改良者、身无分文者、肺病或结核病患者，还有大量身份不明的面目模糊者。托尔斯泰有时单独与某一个人面谈，还有的时候把他们召集起来一锅烩，谈话中既有制度建设，又有宗教改良，当然还少不了艺术与教育。作为女主人的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简直要被烦死了，家里永远住着生面孔，餐桌前永远坐着数量不等的不认识的人。

她记日记已有半个世纪，所记均为她本人所见所想。就像一个故事，由几个不同的人分别讲述，每个人讲的只是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索菲娅能看到的东西已越来越少，家里很多事情都瞒着她，她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长条或者一个角落，一件事情的三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另外的那些部分都对她遮蔽着。托尔斯泰出走的第二天，她还像平时一样去叫他吃饭，却没有人在，她找遍了整个亚斯那亚·波良纳，也没有他的人影。

她想着，或许应该再去为他重抄一遍《克莱采奏鸣曲》，或者《哈泽·穆拉特》。

也有欢乐。她和女儿们朗诵俄国某个作家的一篇拙劣的短篇小说，边读边哈哈大笑，托尔斯泰正在和别人下棋。索菲娅写到：听到我们朗读，听到我们哈哈大笑，列夫也笑了。

一九一八年，列宁下令，由苏维埃政府每年提供给列夫·托尔斯泰的遗孀八千卢布。

孤独的老太太在日记里郑重地记下了这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