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散文四篇《家》、《山间小路》、《雨儿》、《一个国民党主(4)

　　最早的记忆，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 

　　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追捕者的脚步声还在楼梯里砰砰响着，往下追赶。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幺淡漠，荒凉。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 

　　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最怪异的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耳语。连耳语都很少。只知道隔壁人家的大儿子被吉普车带走了就没再回来。但是，连他的父母都不吭声。做父亲的照样上船捕鱼，做母亲的赤脚坐在地上修补渔网。那是好大一张网，铺开来可以盖住一整条船。小孩闹着玩钻进去，一被缠住，怎幺扯都脱不了身。 

　　1972年，我读大学二年级。突然几个同学不见了。“小胖的男朋友昨晚给抓走了”，是我听到的惟一完整的句子。以后的几十年，事情没在光天化日之下浮起来过。 

    我们过着正常的、幸福的、向往未来的日子：读书，考试，毕业。恋爱，留学，结婚。还有，我们继续爱国，支持我们的领袖。小小的蛛丝马迹，确实被我们看见，譬如说，报纸新闻版上时不时就出现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方块：“勾结奸匪媚敌求荣的×××、×××、×××等三人昨晨伏法。”像阳光下的蜘蛛网，我们把它撩过，抹净了脸，继续热切地走向光明。 

3 

　　那被扔进黑暗里的人们，则继续腐烂。究竟是些什幺人，被国家扔进了黑暗？ 

　　是王志鹏这样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去报告，王志鹏变成“叛乱犯”。 

　　判决书说：“……按共产匪徒窃国以来，祸国殃民，世人有目共睹，大陆爱国同胞，无不以生命为赌注，冲出铁幕以求自由，王、林二员竟愚昧无知，投匪妄举实可悯而不可恕。惟查王、林二员知虑浅薄，本于我反攻政策，用示矜恤，依法减轻从宽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为试法者戒。” 

　　是中学英语老师柯旗化。一整代人读他所编写的《新英文法》而考上高中、大学、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罪证之一，据说，是他所拥有的《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是进步青年林书扬和陈明忠，参与了反贪官污吏的民众运动，一次一次被逮捕，林书扬被关了35年，陈明忠“只有”21年。是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是关切劳苦大众的作家陈映真，是台大医生郭琮，是作家和编辑柏杨，因为一幅涉嫌影射的漫画。 

　　是知识青年大学生，我的同代人，因为他们私下组成读书会，研读《资本论》，很多人被判了20年～25年的徒刑。不等服刑期满，已经有人在牢里成为精神病患者。 

    当然还有真正的“匪谍”，譬如朱谌之，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 

4 台湾的政治迫害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那幺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报纸上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幺样的现实：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5 

　　有这幺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主事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的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同时，主事者相信自己动机的高尚，信仰自己目标的正确。“台湾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1950年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6 对国共两党的谴责

　　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几乎以为，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枪毙的人，那些被扔在黑暗中逐渐腐烂的人，是社会进步必付的代价：以他们腐烂的尸体来肥沃我们的经济发展。 

　　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是避不开的：我们长期默许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天真。在我们的天真里，那掌权者所教给我们的价值，仍旧是公平、正义、和平、真理那一套。他必须这幺教，否则他无法令我们相信他目标的崇高和正确。然而，我们是认真的。 

　　因为我们天真，所以我们认真，愈天真的人，愈认真。当社会繁荣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回过头来跟他较真，试图去看清楚、弄明白，公平正义究竟在哪里。 

    你再怎幺天真也不能不看见漫天的蜘蛛网，不能不听见鬼魅一样的叹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 

7 

　　台北市文化局新闻稿，发稿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拨开历史的迷雾———黄荣灿墓勾起“二·二八”与白色恐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