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散文四篇《家》、《山间小路》、《雨儿》、《一个国民党主(5)

　　走进“二·二八”纪念馆，一幅震慑人心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令人印象深刻，卡车上满载荷枪的军人托着枪杆，向跪地求饶的小贩们威吓，私烟散了满地，惊恐溢于言表。这幅画被视为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圣画”，也常在民主运动中使用，但作者姓名却总被隐匿。很少人知道这是一位来自四川，年方29岁的年轻版画家的创作，但火热生命却亡魂于白色恐怖中，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被人发现葬身处。 

    11日上午，龙应台以文献会主委身份，会同日籍学者横地刚、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吴澍培等人，赴六张犁公墓探视木刻家梅丁衍在六年前于荒烟漫草中找到的黄荣灿墓址。

    黄荣灿，木刻版画家，四川重庆人，民国三十四年自大陆来台，任职师大美术系，作育英才无数，作者当年亲眼目睹“二·二八”事件，作品“恐怖的检查”是现存极稀少纪录“二·二八”事件景况的美术作品。“二·二八”之后，黄荣灿并未逃离台湾，相反地仍积极活跃艺坛，遇害前还在中山堂举行现代画展，被喻为台湾第一位研究抽象画派者。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因匪谍嫌疑于马场町被枪决，事件发生后，不仅几位美术系老师合开的美术研究班草草结束，画坛写实主义也随之夭折，一位当时正在影响台湾近代美术发展的巨擘自此殒落。 

半个世纪即将过去，民国八十四年发现黄荣灿先生埋骨的六张犁公墓，当地统计出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坟冢达两百多座。逝者已矣，但历史不容空白，龙应台表示，从“二·二八”、白色恐怖、台湾文化协会、乃至于更早的芝山岩事件、清代义冢，一段段清楚的历史切片，都给人很大的省思空间。黄荣灿用他火热的艺术生命走访兰屿原住民，并用心描绘当时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民众生活，带来具有人道关怀的写实主义画风，非常具有启发性。龙应台希望透过严肃的历史，使规划中的纪念公园还原白色恐怖的史貌，也让台北人学会逃脱纷扰的争论，用更宽广的文化胸襟面对未来。 

8 

　　台北市文化局新闻稿，发稿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魂葬六张犁———文化局将指定白色恐怖“乱葬岗”为历史建物》 

　　民国四十一年苗栗客籍人士徐庆兰因叛乱被逮捕，同年8月于马场町刑场被枪决，此后尸首即不知去向。直到民国八十二年5月28日，才被他弟弟曾梅兰锲而不舍地在六张犁公墓的竹丛里找到埋尸处。经过整理，当地一共发现两百零一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隐没近半世纪的历史，终于又重新出土。 

　　文化局长龙应台17日下午会同台大历史系教授王晓波、台大城乡所教授夏铸九、中原建筑系教授宪二，前往六张犁公墓顶会勘白色恐怖墓冢的历史保存价值。母亲被当作“匪谍”遭枪毙的王晓波教授表示，战后国际冷战，从1949到1954年之间，国民政府进行言论管制，处决许多异议分子，六张犁公墓所浅浅掩埋的这批冤魂，都是当年枪决后没有家属领回埋葬的受难者。 

　　上周二文化局才在此就版画家黄荣灿事迹进行回顾，坟地现场虽经受难者家属稍做整理，但保存状况并不理想，现场也没有任何历史的说明，文化局希望经由历史建筑或古迹的指定，确认这批墓冢的保存范围与文化价值，让白色恐怖历史出土，具有正面的文化意义。 

　　龙应台表示，今天的指定有三层意义：第一是打破过去只从“建筑”或“美学”的观点来认定古迹或历史建筑，而从历史的眼光，使所谓“文化资产”的内涵更深厚；第二是把阴森的墓地和恐怖的记忆，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教育场所，让下一代人透彻认识国家的滥权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第三层意涵则是把受难者的乱葬岗纳入文资法的保护对象，避免遭到可能的破坏。 

    文化局在指定历史建物的法定程序完成之后，将协助社会局把乱葬岗保存成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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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徐宗懋，《亚洲周刊》200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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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那个中午，是午休时间，徐宗懋把照片在我桌上摊开，阳光刚好穿过百叶窗照进来，一条一条印在照片上，白花花一片。有好几张照片，是执刑者对着被枪毙者的正面近距离拍的，当作死刑完成的证据。死者的眼睛呆滞而突出，对着镜头。 

　　我看看玻璃窗外，对面摩天大楼建到一半，吊车在空中滑动，工人，蚂蚁一般细小，在升降机里挥手。远处传来消防车的呼啸声，由远而近，由近而远。这些50年前因为政治信仰而被枪毙的人可知道，世界最高的楼，即将出现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他们的牺牲，值不值，用什幺标准来量？谁又有资格来说？ 

　　徐宗懋完全清楚我的处境：这黑白照片里的，都是被国民党政权所虐杀的人。现在，2000年，是民进党执政的时代。办这个展览，很可能为我招来两批人马的攻讦。那卫护国民党的，会认为这是用过去丑恶的历史来打击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那支持民进党的，会认为我在为中国共产党辩护，更可能认为，我故意强调“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杀之众多，来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相对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