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春秋】古代诗歌情爱浅谈(2)

    孔子与《诗经》有不解之缘，司马迁记载孔子曾对《诗经》动过大手脚：“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就是说，孔子删除了十分之九的诗篇。学者们对删诗说疑而不信，但孔子对《诗》确有许多论述，特别强调《诗》的重要作用。他教导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些都对后世评价《诗经》和整个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无邪”本是一句诗，出自《诗经·鲁颂·駉》，按闻一多的解释，“邪”为“穷”意，“思”本是语助词，这句诗的大意是“啊，无边无际”，但孔子却把它解作“思想无邪”了（《诗经讲义》）。其实，这一点早有人指出过，朱熹在《诗集传·卷二十》中评注该诗时，虽重弹儒家老调，将“思无邪”解为“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却引前人话说：“昔之为诗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等于默认孔子“合于其心”的断章取义。“思无邪”作为孔子对《诗经》的概括，过于简单和片面，却成为儒家的文学批评标准。孔子的本意似乎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总体上没有很出格的地方，因此可用以教化百姓。但这三个字被后世奉为作诗的标准，要求诗歌内容符合社会道德，不能表现异端思想，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有害的影响，曾被鲁迅斥为“囚人的牢笼”。

    历代许多名家都曾撰文，强调文学、特别是诗歌的抒情特征。《文心雕龙·物色第四十六》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言开篇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并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明确地指出能充分表达人七情六欲的只有诗歌。梁简文帝萧纲指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戒当阳公大心书》）梁元帝萧绎则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精灵荡摇。”（《金楼子·立言》）二萧都提到一个“荡”字，就是强调在文学创作中放任感情，不受拘束。白居易也指出诗以真情实感打动人的心灵，所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韩愈的“不平则鸣”，都表明文学创作常常是感情涌动，一吐为快。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进一步指出诗人受到困苦环境的磨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才能写出优秀作品，引起人们的共鸣。

    其实，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曾指出过诗“可以怨”。对于“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毛诗序》也说“下以风刺上”，但又说“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给怨刺加上了框框。朱熹将孔子的“怨”注为“怨而不怒”，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序》也早就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则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所以怨刺是有界限的，“刺”只是所谓的“美刺”，不能违反“温柔敦厚”的诗教，更不能破坏封建伦理秩序。

    明朝文学家冯梦龙曾刊行民间歌曲集《山歌》，他在《山歌序》中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晚明公安派提出在文学创作中“独抒性灵”，清代中期的袁枚将“性灵”说借来论诗，指出“性情以外本无诗”，并说：“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模仿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也作了一首“论诗”诗：“天涯有客号玲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随园诗话·卷五》）还有大批民间作者，不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何物，管它什么“言志”、“缘情”，只是有感而发，直叙心声，正如金圣叹指出的：“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引自林语堂《吾国吾民》）笔者在这篇系列文章里，除了谈论很多文人学士精美的诗歌作品外，也将提到不少民歌，它们虽多为粗俗之作，但是真情流露，也颇有趣味。

    《诗经》的开篇《关雎》，是千古传颂的名篇。对这首诗的解释众说纷纭，有说是讽刺帝王的，有说是颂扬后妃之德的，有说是婚礼上的赞歌，还有说是民间情歌。这些说法似乎都有些问题，而儒家“后妃之德”的说法可能是最牵强的。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给儒家对《关雎》的评价定下了一个基调。《毛诗序》首句就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种解释被后人继承，如《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云：“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像义。”孔颖达《疏》亦云：“二《南》之风，实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者，以夫妇之性，人伦之重，故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此诗之作，直是感其德泽，歌其性行，欲以发扬圣化，示语未知，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以上的说法都比较笼统，属于概念化的评价，朱熹《诗集传·关雎》则说得比较具体：“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按他们的说法，《关雎》中的“君子”是指文王，“淑女”就是文王之妃太姒，而这篇诗作是借后妃之德来教化百姓。此种解释，不是将《诗》作为文学作品，而是当成了伦理的附庸、政治的工具、宣扬儒家思想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