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初的关于大山关于少数民族的童话世界被现实的枯燥和贫瘠打破后,在最初的新鲜感被严酷的现实条件消磨殆尽后,思乡,便成为每个游子遥遥无期的长梦。故乡那明媚的阳光、广阔的地平线、宽阔干净的马路、遮天蔽日的梧桐、雅致的校园、美丽的风景,一切的一切都成为了天边的那轮明月般可望而不可及,感觉生活是那么的索然无味缺少阳光。
在那个吃穿用都凭票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在那个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粮食定量供应不说,还要搭配杂粮。搭配面粉对我家来说没啥问题,苏北出生的母亲善做各种各样的面食,可拿那搭配的玉米就没啥好办法了,只能以二比一的交易和当地农民兑换大米。当时的贵州副食品供应相当紧张,厂里经常派车到富裕些的湖南广西拉回各种各样的副食品来保障供给。为了每家每户都能买到,紧俏食品都是凭户口本供应。在这个军事化的大家庭里,各家各户连吃食都是出奇的一致,拉来带鱼家家吃鱼,拉来猪肉户户吃肉。有时由于长途运输,拉来的鱼肉已经变味,大家依然争先恐后地抢购,买回家中冲洗干净多放些作料烧出来仍然是难得的诱人荤菜。蔬菜、白糖、水果等等凡是当地买不到的东西,统统都由厂后勤科从外省拉回供应。
厂的附近分布了几个布依族村寨,他们会到厂大门口这个小小的自由市场上交易,这些附近的村民们会把家中的土产山货鸡鸭禽蛋各种果蔬拿来卖给厂里人。山核桃、柿子、李子、拐枣、杨梅、马屎坨(当地人把野生的猕猴桃形象地叫做马屎坨)等都是当地特有的水果。有趣的是他们种出的蔬菜和果实如同他们的人一样的小颗(当地话小个的意思),他们把西红柿称之为毛辣果,这种个头很小又酸又甜的毛辣果很像如今的圣女果,口味甚至比圣女果还略胜一筹。
鸡蛋不是放在篮子里卖的,是用稻草串起来挑着卖的。鸡蛋也不是用来称着卖的,是用来数个卖的。鸡蛋串着卖正是贵州十八怪中的其中一大怪。
难得见到有猪肉卖,这是没有一点肥肉的猪,除了皮就是骨头和瘦肉,大山里的猪都不长膘,更何况人?
野猪肉,如今已经难觅踪迹的山珍在那时还真不是个稀罕物,时常有人把野猪肉以假乱真当成家猪肉出售,这样可以卖出个好价钱。如果不是买回家后发现这肉很难煮烂,肉眼还真的很难分辨出野猪肉和家猪肉的区别。据说在三线厂建设初期,山上时常有老虎出没,经过附近厂矿几年的开山放炮的折腾才不见了踪影。
山区水少,活鱼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但偶尔可以看到农民拎着娃娃鱼叫卖,贵州是野生娃娃鱼的栖息地。
每到周日这个唯一的厂休日,厂里人也会入乡随俗地背着背篓,走很远的山路到帮水去赶集。帮水是粟木公社的公社所在地, 504的厂址属于栗木公社的辖地。赶集归来,背篓中装满了各式各样厂大门口卖不到的东西,不仅有人的吃穿用,还有鸡鸭的饲料等等。
尽管有厂方的长途运输和当地农的补充供应,各家各户的菜篮子仍然是那么的捉襟见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成为了三线厂人无可奈何的响应。除了养鸡养鸭,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们迫于生计,竟然也都拿起锄头亦工亦农地种起蔬菜来,于是家前屋后山上山下的空地上都被围成了一个个菜园子,那一个个花红果绿生意盎然的菜园不仅成为一道道独特的风景,也在不同程度上补充了每家每户那并不丰盛的餐桌。不知什么人从南京带来菊花佬种子,于是这个生命力极强的江南植物被移植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和它的主人们一样在贵州高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五、三线人的自强和乐观
虽说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但三线建设者们始终以顽强的斗志和饱满的激情面对工作,面对生活。大喇叭里的一则通知,可以把所有已经下班的人召集到大礼堂里开全厂大会,上级领导的一句话,可以让所有人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三线人的精神生活也远比物质生活要丰富得多,每周都有一两场电影,银幕一挂,小板凳大椅子就排满了整个操场,常常是电影看到一半广场亮起了大灯,是中场休息?错,是跑片还未送到。所谓跑片就是一个电影拷贝同时几个地方都在放,上家放完几盘立刻被等在那里的下家拿走,一部电影得跑好几趟片子才能放完。实在去晚了人多也不用担心看不到,银幕的反面人很少,除了电影里所有的一切只是左右倒了个以外,其他的倒也什么都不影响。那时可看的电影很少,八个样板戏是重头,然后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奇袭》《铁道游击队》外加《山本五十六》南斯拉夫的《桥》等这些数得过来的几部影片。看得最多的片名当属每场电影开头必放的《新闻简报》,当时的《新闻简报》不外乎是毛主席接见了谁谁,工业如何学大庆农业如何学大寨这些个内容。这是通讯并不发达的那个年代里传播国家大事的重要途径。尽管电影内容很是单一,但大家任然是兴致勃勃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观看那些老掉了牙的电影。
厂里经常举办的各种球类比赛和文艺演出占据了大家很多的业余生活、这些军工精英们不仅有高超的技术,也不乏体育和文艺人才,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大标语下,精彩的球技吸引了阵阵的喝彩。有着相当水准的各种文艺演出也是精彩纷呈,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山区文化生活的不足。此外,过年有过年的活动,中秋有中秋的月饼,在那遥远的大山深处,在那交通不便与世隔绝的地带,这些三线建设者们苦中作乐,有滋有味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我的父辈们,这些从大城市非常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走进大山深处的人们,是以如何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去面对他们那艰苦的人生?这是至今我都没能够弄明白的一个问题。
六、三线的孩子们
少年不识愁滋味,对于我们这帮三线第二代人来说,真是恰如其分。孩子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在最初的不适应过去之后,入乡随俗是必然的选择和结果。每天爬上那座小山头去上学,放学后去幼儿园背回那胖嘟嘟的弟弟是我的首要任务。“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每天听着大喇叭里播放的样板戏“红灯记”,往往心中有些不平,李铁梅都17岁了担水劈柴拾煤渣算什么?我才12岁照样是样样都得干。虽然有点活思想,却丝毫影响不了对那个大辫子铁梅的崇拜,于是自己也留了条长辫子,成天乐呵呵甩来甩去地哼唱着“红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