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的疗效,普遍高于后世方,这是无容置疑的,历代医家,也把经方视为方剂学的典范,创制出了大量卓有疗效的时方,在学好、用好经方的前提下,尽量多掌握一些时方,是临床取得疗效的重要途径。学习和运用时方,也应当象对待经方一样,遵循“方、证、病机”对应的思路,把经方与时方统一在同一个原则之下,这样就有了将两者化裁加减、结合使用的基础。例如,验案举隅-6中的头痛,病机比较复杂,患者既有其面容晄白、舌胖淡、头部怕冷等阳气虚寒的一面,又见舌苔白腻、脉浮紧,头痛发作时,每每额上冷汗,眼珠发红,血压升高等见证,这揭示了另外一种病机,即这些证候为寒湿内盛、逼阳上浮所致,真武汤合吴茱萸汤不能完全解决,须合用潜阳丹,以其芳香化湿、介类潜阳。总之,治病以临床疗效为第一标准,当纯用经方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在洞察病机的前提下,或合以时方,或配以时方,灵活取舍,以增强疗效。不应当画地为牢,墨守经方。
第三:应当把经方的学习和运用作为中医教育核心中的核心,重中之重,以利于培养中医临床人才
中医高等教育培养不出临床人才,这是已经困扰了中医院校几十年的大问题,是中医事业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忽视经典,脱离临床,乃其中最大的弊病。在中医四大经典中,作为经方主要载体的《伤寒论》,为中医提供了一套独到的、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和两百多首成体系的、有效的治疗方剂,《伤寒论》是经典中的经典,是培养中医临床人才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据,中医教育,必须围绕这个最重要的核心而展开。然而,多年来高校对于《伤寒论》的讲授,多采用“经院式的”教学方法,只是按照原书,顺文敷衍,讲解注释,学过之后,学生仍然茫无所得。这种教学方法必须改革!自古“读经”有两种读法,一是“我注六经”,即按照经典的原貌一路解释下去,这种“经院式的”教学方法,只适合于做学问,不能学以致用;二是“六经注我”,即抓住经典著作的核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目标,不纠缠于一字一句的得失。自《伤寒论》流传一千多年以来,照原书注释的书何其多也,歧义纷争,了无完日。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柯琴才在《伤寒来苏集》中,以“六经注我”的精神,开创了“方证对应”的读经方法;近代日本名医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中,则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金匮要略》中的经方纳入到六经辨证的框架之下,使《伤寒》、《金匮》合二而一;当代临床大家胡希恕更给伤寒六经赋予了新的含义,再经过冯世纶、黄煌等伤寒名家发扬光大,如今已初步完成了经方的“方证体系”。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中医临床教学,才抓住了要点,才有可能找到突破中医人才培养瓶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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