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与作用(2)

普贤信仰在印度早已流行，传人中国后，历千年蔚为大观。据史乘记载，晋沙门野翼“诵《法华经》十二年，感普贤大士”。释道猷于元嘉二年(425)在洛阳设普贤斋，参与者40余人。刘宋大明四年(460)，路昭太后始立普贤像，供于中兴寺，孝武帝曾“辇跸临幸，旬必数四”。道温法师“创思熔斫，抽写神华，摹造普贤圣像，宝倾宙珍，妙尽天饰”。上定林寺普明“以忏颂为业，诵《法华》、《维摩》二经，……每至《劝发品》，辄见普贤乘象，立在其前”。

唐代普贤信仰已遍及大江南北各地。开元初陕西同州百家民众结东西普贤社，“造普贤像，每日设斋。”天台国清寺拾得作务僧，一次在牧牛时，得普贤化身异迹，“举众皆愕”。法照礼五台，尊普贤像宣法。法云在五台被视为普贤化身。辨才以《华严经》为业，得“普贤指受玄义，忽尔成诵，焕若临境”。

五代吴越道潜幻见普贤像。宋长芦宋赜建莲华盛会，奉普贤、普慧两大士。姑苏大慈寺佛护讲经说法，得普贤之助，声音如钟。

由上可知，普贤信仰在中国久已有之，它发轫于洛阳，先行于南方，再盛于全国，并以灵异征迹而影响于世，是民间流行的传统信仰和佛教徒共同尊奉的崇拜对象。

峨眉山何时成为普贤道场，这是学术界应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传说东汉蒲公采药，遇莲华异相，于是在僧人的指点下，在峨眉山建立普光殿，供愿大士。但在唐代，普贤信仰已与峨眉山相结合，赵州礼峨眉于放光台，叹曰“惟有普贤法界无边”。

普月“又忆普贤回峨眉”。澄照住白水寺，每日六时“朝礼普贤大士”。普贤信仰还流行成都一带。《益州名画录》载，晋原杜弘义，攻画佛像罗汉，于宝历寺东西廊下画文殊、普贤二圣像，世人称妙。大慈寺则专门建有普贤阁。

有宋一代，普贤信仰已广见于峨眉山。行明禅师历五台、峨眉，礼文殊、普贤，“菩萨缘顺心应现”。宋太宗遣张仁赞，“赍黄金三千两，于成都铸普大士像，高二丈六尺，至今供养。”明洪武初，宝昙国师敕住峨眉山，“建铁瓦殿，并铸普贤金像。”总之，峨眉山“大小寺莫不崇奉普贤，四方信士礼敬普贤者，也莫不指归峨眉。”

“以普贤视峨眉，不啻沧海之一滴，而峨眉有普贤，则如芥子须弥。”也就是说，峨眉山本身在佛的眼光里，仅为不起眼的沧海一滴水，但是因为有了普贤，却使峨眉山有个整个佛界的地位，山之虽小，功用却大，纳佛教于一山，反映了峨眉山与佛教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联系。同时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过无数的山寺林刹，有的甚至盛极一时。但是，只有峨眉山被看作普贤道场，立为“四大名山”之一，传名于全国，受到各地佛教徒的礼敬巡行，表明了峨眉山普贤信仰在中国佛教信仰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它对促进中国佛教的民间化发展，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峨眉山早期是道教尊奉的名山，即道教的第七洞天。佛教传入后，一度与道教并立，最后战胜道教，演为佛教的名山。20世纪上半叶以来，在峨眉山佛教文化圈内的乐山、夹江、彭山、雅安等地，发现了一大批岩画和陶俑造像等，考古界认为这些都是佛教遗物，时间约在东汉时期。这个说法与《峨眉山志》所载的蒲公建成普光寺的年代相当，如是，此说能够成立，佛教早在东汉时就传人这一地区，对传统的中国佛教的传人观点将产生突破性的重大意义。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西晋时已有僧人在峨眉山活动了。传说中印度宝掌和尚于此时“人蜀礼普贤。”东晋名僧慧远之弟、道安法师的弟子慧持于隆安三年(399)人蜀，“观瞻峨眉，振锡岷岫”，受到了朝野上下重视，四方慕德，望风推服，所至成侣，峨眉佛教初具规模。

进人唐代，峨眉佛教已经鼎立巴蜀，渗透成都。《益州名画录》载，成都李升、黄居莱皆画过《峨眉山图》。唐会昌法难和僖宗避蜀，大量僧人也纷纷人蜀，对四川佛教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唐中期，成都出现了净众——保唐寺禅派，影响一时。宋南渡之前，中国佛教重地称五台、峨眉，“五台承唐之旧，峨眉则宋时始盛”。

峨眉山佛教进入了兴盛时代，禅宗成为峨眉山佛教宗派的主流，许多禅僧来此山结茅，行禅语机锋之举，宗临济、曹洞法嗣，山上山下禅风弥漫，历经宋、明绵延不绝，最盛时有寺院110余座。峨眉山成为禅宗在西南地区的最大丛林。特别是五代和宋初，汉地密教正在位移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地区，大足掀起了密教崇拜高潮，但峨眉山却一直保持了禅宗的特色，因此峨眉山禅宗对西南禅宗，特别是四川禅宗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中国禅宗史上独树一帜，有重要地位。

峨眉山“形具特拔之象，势标严峻之仪。其钟灵毓秀，涵赜蕴奥之致”。佛教传人后，浸润的佛风，造就了历代僧才不断涌出，济济不辍。唐时峨眉山曾有昌福达道、灵龙、白水、澄照、西禅、罗汉、继达、大乘、黑水、祖觉、柳本尊、东汀等一批西蜀籍僧人。

宋代又有慧真广悟、密印安民、慧远、释道弘、别峰等振锡四峨的高僧。

明代出现了遍融、慧宗、镇沧沙弥、万世尊者、澄江、印宗等法将。

清代贯之等人也皆为一代宗门巨匠。他们是在故土佛教文化的法乳滋润下成长的释子，对故乡的佛教文化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在他们所行的看话禅和机锋打住的言道里，无不体现了峨眉山青水秀、荡气回肠的豁然达悟心印之气。“处处非千佛，春来草自贵。”“涧松千载鹤来聚，月中香桂凤凰归。”“水晶石上起波文，大地纳僧都在里许。”“井中红焰，日裹浮沤。”“地连香积水，门对胜峰山。”“日出方知天下朗，无油那点佛前灯。”“夜听水流庵后竹，画看云起面前山。”“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里撒珍珠。”等语录，诗意盈然，回味隽长，西来大意，佛子境界，俱人其中，极大地丰富了禅宗文学的内容，表现了西南禅文学的特色和峨眉山禅僧的旨趣。此外，峨眉华严祖觉禅师曾撰过《僧史》100卷和《华严合论》(亦说《华严经·金刚经解》)，学识超群，众所叹服。

独特的峨眉山佛教文化还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生活之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故其禅化所洽，广敷遐迩。上至王公大人，下及愚夫愚妇，皆不惮登山涉水，敬礼愿王。即不肖之徒，一诣灵台，举平昔魑魅魍之狡习，不知消归于何有?是峨山灵秀之气因乎人之类而启默之，而人也各得其转圆之妙用，以为身心之助。山灵欤，人心欤，其理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