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佛教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与作用(3)

强烈的佛教文化氛围还熏陶出文坛的伟人出世。中国诗坛永不陨落的诗人、词家苏轼，就出生于峨眉山脚下不远处的眉州。在他们所作的脍炙人口的诗与词中，无不流露出佛教的浸润，饱含了佛教的义理，表现了对佛教的深厚感情与悟解。佛教居士胡世安还撰写了传世之书《译籁峨》，书中记述了峨眉山的地理、名胜、典籍、图记、人物、宗教、物产、文学等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峨眉山百科全书，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正是僧俗两界的努力，才使峨眉山佛教文化能够源远流存，于西南一隅正法久住。峨眉山佛教文化不仅对中国佛教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学也发生过渗透。

峨眉山佛教的隆兴，也离不开封建统治者和地方官吏的支持。自唐以后，峨眉山佛教就一直受到了帝王统治阶级的关怀。唐僖宗、宋真宗、仁宗、明英宗、神宗、清康熙等历代君王或敕令建寺，或赐额寺名，或赠送法器，或颁送藏经，以及诏令山僧礼敬，派遣大臣降香。地方官吏也竟相效尤，捐资建寺，置备法器，刻碑勒石，争建功德，于是极大地促进了峨眉山佛教的发展。

千余年来，一座名山能获得各朝君王的青睐礼遇，这在西南佛教名胜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四大名山的历史中，也是仅次于五台山佛教的殊遇。峨眉山佛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典型地反映了西南、四川政教关系的重要方面，揭示了这一地区佛教发展历史的重要线索，因之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构成了西南佛教史和四川佛教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中国佛教政治史上也值得书上一笔。

丰富的峨眉山佛教文化，还表现在佛教雕刻、造像、建筑、音乐等活动中。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高达60余米，是现今世界第一大佛。整个大佛雕刻在一座山上，“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距今已有一千余年，以端庄的弥勒佛面貌呈于世人。大佛造像圆润，神情威严慈祥，线条突出，尺寸比例适中，与山水浑然一体，是我国佛教艺术中的精晶，也是峨眉地区佛教徒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反映了净土思想在当地民间的嬗变。

此外在这一地区还遍布了夹江千佛岩、井妍千佛岩等一大批佛教造像遗址，它们与乐山大佛一起组成了川西佛教艺术群体，是佛教文化的宝贵遗产，在中国佛教雕刻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峨眉山有众多的佛教寺宇，万年寺是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寺中的无梁殿，全用火砖拱成，屋顶像锅盖罩地，壁成正方形，结构式样雄伟精致，是现存的少数典型的明代建筑物，对中国古建筑的考察有着重要的价值。寺中珍藏的千年普贤铜像，通高7.53米，净重62吨，为全国最大的铜像之一。

伏虎寺内的华严铜塔，高6米，17层，刻小佛4700尊和《华严经》全文，也为全国最高大铜塔。它们对中国冶炼铸造史和艺术史都有着较重要的研究价值。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成都首次雕造了大藏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和印刷史上第一部藏经，有着重要的意义。

峨眉山佛教雄起四川，声誉全国。在它的长期发展历程中，与川内川外、国内国外的佛教界一直存在着互相交流、彼此影响的现象，直到现在仍未停止。

川西佛教与川北佛教组成了四川境内的汉地佛教文化体系，故民间一直流传有“南朝峨眉，北朝(大足)宝顶”的说法。它们无疑是受了自北而来的黄河流域佛教文化和自东而溯的长江中下游佛教文化的影响。

前者主要反映在早期的关中佛教的传入，以华严、净土、密宗思想为特色，后者主要反映的在中期或晚期，以南宗禅为特点。唐末，峨眉山下洪雅县的悟达法师曾受到唐僖宗的礼遇，尊为国师，驻锡成都，统率巴蜀佛教，对四川的佛教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乐山柳本尊，为密宗第六代祖师，曾经对大足、安岳等地石刻事业的开凿做过贡献。川东的佛教徒也到峨眉山朝佛，弘传佛法。晋资州明果就在峨眉宝掌峰，卓锡中峰，是川东来峨眉最早的僧人。梓州纯白在峨眉华严寺“建立纲宗”。明资县无瑕，居圣灯峰，为“有病者取顶帽数，丸之令服，立效。”铜梁无穷在山建大佛寺。清渝城紫芝和尚居白水寺三十余载，开堂说法，荼毕，灵骨在峨眉山建塔。

峨眉山西邻藏区，因此峨眉山佛教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也有着密切地交流。藏族人民把峨眉山看作自己的圣山，尊普贤为尊神。他们到峨眉山巡礼，将铜普贤像称为藏普贤，意为藏僧所造，位极尊崇。

在藏文经典里也多次提到和记叙了峨眉山佛教的情况。峨眉山成为藏汉佛教徒的朝拜中心和向往圣地，具有广泛地民族性，是民族团结和各族人民佛教文化交流中心，对各民族的佛教共同发展起到了纽带的作用。同时峨眉山佛教还将川东、川北和川西佛藏传佛教文化联系在一起，起了中介的作用。

峨眉山佛教文化与四川以外的佛教联系与影响也是显著的。历史上从中国到印度除了北方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也称“川滇缅印古道”。这条道路由东西两大干线组成。东线自成都向西南经彭山、乐山、宜宾等地，入云南到大理。西线自成都西经邛崃、雅安、西昌至大理。最后由大理入缅甸，抵印度。

从地理位置来看，不管是东线，抑或西线，都要经过川西地区，进入峨眉佛教文化圈的范畴。峨眉山本身就处在这一丝绸之路上，是佛教文化的重地。因此不能忽视西蜀峨眉佛教在这条路线上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我们撇开南传佛教传人的问题不谈，看看四川的佛教与云南、贵州的佛教关系。据《记古滇记》载，8世纪初南诏王蒙晟罗遣国相张建成朝唐，张建成在成都接触了佛教，回滇后“逐学佛书，归授滇人。”云南佛教自此肇始。

稍晚，南诏王蒙世隆和母后段氏在西昌建景净寺，又在境内用黄金铸文殊、普贤两大士圣像，佛法大兴。与此同时，曾资助刻造乐山大佛的西川节度使韦皋接纳大量南诏青年来蜀学习。另一节度使高并遣僧人景仙出使南诏，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促使了大理白族佛教迅速发展，出现了与西安唐式大小雁塔制式相同的唐代大理三塔。云南国段义宗人蜀，朝廷授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汉僧贯休被敕封为大蜀国两街僧录兼云南八国镇国大师，“则云南(佛教)受蜀僧之领导可以知之。”“汉僧从四川来，交通方便”。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